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在表述他的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对诸多艺术作品进行了阐释,这些阐释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也招致颇多争议,争议的核心是海德格尔的艺术批评是否是暴力阐释。为探究海德格尔艺术批评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并回应这些争议,本文试图重返海德格尔之思与艺术作品的对话现场,以案例研究的形式深入探究海德格尔的艺术批评。根据案例的影响力、海德格尔着墨的多少以及案例中批评对象的类型,本文选取了海德格尔对梵·高画作《农鞋》、希腊神庙、《西斯廷圣母》和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四个案例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主要案例的同时也涉及与之相关的其他艺术批评,如海德格尔对现代雕塑艺术和抽象绘画的批评。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海德格尔采用了现象学与诠释学相结合的艺术批评方法,并以这两种批评方法为线索展开对每个案例的分析。第一章以本文选择的四个批评案例为核心梳理了国内外海德格尔艺术批评研究现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章首先分析了海德格尔为什么要阐释梵·高画的一双农鞋,继而推测出海德格尔阐释的很可能是德·拉·法耶的梵·高全集目录中的第332a号作品,而非学界普遍认同的255号作品。在这个全新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农妇”的阐释完全是海德格尔在遵循现象学直观的基础上添加了对梵·高以往画作的合理成见的结果。此外,“农妇”还包含更深的诠释学含义:其一是象征着大地并赋予世界以历史性的母亲,其二是作为急难之唤醒者和经受者的诗人和思者的隐喻。第三章指出海德格尔运用形式指引的方法对希腊神庙进行了现象学直观,而批评术语的特殊含义又作为解释学成见被带入诠释当中,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海德格尔建构起“世界与大地的争执”这一全新的真理发生方式,并将希腊神庙理解为能够帮助德意志民族实现复兴的那种典范艺术的代表。而海德格尔之所以进行这一阐释主要是为了批判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美学思想,并回应他提出的“艺术终结论”。海德格尔在60年代对现代雕塑艺术的评论是这种回应的延续,同时也是对神庙批评的发展。第四章认为,海德格尔首先基于形式指引对《西斯廷圣母》进行了现象学直观,将这幅画阐释为能指向神的基督教圣像,从而对圣像破坏运动进行了反驳。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还通过存在历史之思的解释学成见赋予了它作为“时间-游戏-空间”的面容的含义,将其解释为存在历史的发生场所,在与马里翁（Jean-Luc Marion）圣像思想的对照中我们也看到海德格尔存在历史之思的伦理维度的缺失。第五章首先探究了海德格尔钟情于荷尔德林的原因,之后以海德格尔30年代对荷尔德林诗歌《日耳曼尼亚》的阐释为例揭示海德格尔诗歌批评的现象学诠释学方法以及从中阐释出的高举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性意蕴。但二战爆发之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引入了希腊这一他者的维度,立足点从德意志民族转变为整个欧洲,并逐渐放弃对民族性的强调。此外,这一章也论述了海德格尔对里尔克和格奥尔格诗歌的阐释。在分析以上四个案例的基础上,本文得出结论:海德格尔的阐释虽然违背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但确实基本遵循了现象学诠释学的批评方法,它的问题不在于暴力阐释,而在于伦理维度的缺失造成纳粹政治的介入,从而导致危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