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随着意大利耶稣会士的东来,中意两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和交流。也正是这些意大利耶稣会士,创造了中意“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传播基督的福音是以罗明坚、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来华的初衷,但是,与来华的葡萄牙及西班牙传教士不同的是,深受文艺复兴影响、具有人文主义气息的意大利传教士,开辟了学术传教的适应性传教方式。因而,在把基督教传进来的同时,他们也把意大利的近代科学文化如天文、地理、数学、水利、音乐、美术等传入了中国。异质文化的输入,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丰富了国人的知识,特别是舆地、天文、数学知识的输入,使明清之际的中国得到了一次“根本性的文化震撼”,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为了赢得罗马教廷对中国传教事业的支持,耶稣会士在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了意大利。中国古代典籍、制度、史地等文化不断地被介绍到意大利,使中国成为17世纪意大利效仿的对象。同时,由于新航路的开辟,中国的器物也被大量地运往西方。精美的器物加上“完美的道德哲学”,激起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异质文化的接触,必然会产生碰撞。意学输入中国之后,面对充满异质文化气息的西学,中国士大夫依据他们各自的文化修养、人生体验和价值取向,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各抒己见、各异其态,形成了赞成和反对两大派别。前者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他们对西学尤其是西方科技表现出巨大的兴趣,积极地引进和吸纳西学,并力求把西学融入到中学之中。同时,西学的输入也引起了明清士人的排拒和反对。明清之际带有官方性质的对基督教的政治打击,以万历末年的“南京教案”和康熙初年的“历狱”为突出表现,民间或士大夫的反教浪潮以《破邪集》的出现为代表。《破邪集》的出现更具有某种普遍性,更能反映出中西两种文化的隔阂,更能说明两种文化的冲突。对中学而言,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报以极大的热情并积极地向意大利传播中国文化。利玛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