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家庭结构和形态在悄然发生改变,非婚同居情况屡见不鲜,作为一种逐渐发展成新型的两性结合和家庭生活方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重视。站在传统婚姻制度的角度来看,非婚同居打破了传统的制度限制,但是因为在婚姻制度的调整范畴外,同居者自身的权益无法得到承认与保护,反映在家务劳动这一特定领域是家务补偿不到位的现实问题。在非婚同居家务补偿请求纠纷案例中,往往会出现解除同居协议的争端,财产性质认定模糊家务举证困难,同居关系不明家务补偿请求困难等问题。非婚同居和婚姻的差异不同,对家务劳动补偿带来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既需要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也需要区别非婚同居和婚姻中存在的差异。作为与婚姻相似的家庭生活模式,法律不得偏重任何一方,对非婚同居在同居协议的补充外赋予适当的家务劳动补偿权合情合理。在比较法上,笔者主要从立法角度出发针对非婚同居家务劳动补偿予以调整和规制。针对这种规制方法的理论基础,主要涵盖了三种模式,分别包括身份模式、契约模式与事实状态模式。在身份模式与契约模式应用的过程中,因为缺少必要的社会基础,可能会造成在同居伴侣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进行有效救济,因此无法改变现况。事实状态模式没有关注当事人自身的主观意愿,同时不需要进行积极作为,一般在非婚同居关系终止时进行保护,这解决了前两种模式在当事人不作为时的缺陷。针对三种关键的规制模式展开分析,从实际情况出发,应当考量当事人的具体需求与意思,进而更有效的实现法律公平正义,回归在司法实务中统筹处理和选择,对非婚同居家务补偿我国可以构建约定家务补偿事实状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对于同居者而言,不需要具备和婚配偶类似的地位,整体处于一种略低于配偶的地位,此时不会对非婚同居冲击,同时也不会削弱婚姻制度,被大众的接受度相对更高。在订立合同为主体辅之家务劳动补偿条款,将家务劳动可以考虑作为同居制度的法定条款。法官在审理查明一方家务劳动较另一方付出较多的情况下,综合各类因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综合计算家务补偿金额。在适用收益补偿说基础上,也要明确家务劳动补偿在非婚同居中的适用程度,区分非婚同居与婚姻的法律性质,统筹把握弱势方与强势方在同居期间的受损或受益情形,合理考量与家务劳动价值相关的影响元素,在保护弱者的前提下平衡法益实现非婚同居中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