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不仅占领了原六国统治的疆域,还占领了巴蜀和部分戎狄族群活动的区域,大大扩展了帝国之疆域。秦帝国疆域的统一和扩展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化亦是重要原因。本文以秦献公至秦始皇统治时期,近一百八十年的时间为跨度,分析了传统观念、区域文化差异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梳理了学术文化、礼仪文化、基层社会文化和少数民族(或族群)地区的文化变迁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秦统一六国的原因,阐述了秦帝国在六国故地和巴蜀戎狄地区建立统治秩序的文化原因。　　秦人国家至上的观念、功利主义的趋向以及务实开放的胸怀,对秦国的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战国中期以后秦国的制度变革,彰显了制度的先进性: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虎狼之师”以及涌入秦国的外来人才,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国七雄实力的消长过程,与其自身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作为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民俗,以及区域文化之间的不同特征,对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以个体自由和神巫文化为特征的楚文化,突出“民本”和“民主”思想的齐文化,以及杂糅了儒家和道家文化因子的三晋法家文化,均不敌以国家利益至上和“专制”著称的秦文化,这是秦统一六国最根本的文化原因。　　诸子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诸子学说及其代表人物的贡献有:帮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推动了秦地功利思潮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外交方针和军事策略,从而保证了秦统一六国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和军事优势。秦在帝国统一的前后,又在吸收和扬弃诸子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着天下统治模式的尝试和实践,并最终建立了影响后世王朝的“大一统”模式。　　战国中期以后秦国礼仪文化的演变反映了君臣关系的调整。秦国礼仪文化演变的总体趋势是:君主礼仪得到强化、臣礼衰落。这表明:秦国君臣关系的调整导致了秦国呈现出君强臣弱的权力结构。而这种权力结构,保证了秦在统一六国期间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　　战国中期以后,发生在关陇地区和六国故地基层社会中的文化变迁,凸显了文化变迁对秦统一所产生的作用:在“耕战政策”影响下,关陇地区的秦人葬俗简化,价值观趋于功利化,这为秦国的统一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同时,秦在占领区内推行秦制、改造当地文化的措施,加速了秦与六国文化的融合,加深了六国民众对秦统治的认同,深化了秦在六国故地的统治。　　秦能够在巴蜀和一些戎狄地区建立统治秩序的文化原因有二:相似的生态、社会结构和资源分配方式维系了秦与巴蜀戎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交通设施的改善和移民等因素,推动了以秦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农耕文化在这些地区的传播。这种传播加速了文化之间的趋同,增强了秦的统治基础,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秦汉王朝的边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