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备受瞩目的成就,大中小城市数量不断攀升,各类城镇规模迅速扩大,城镇人口也持续增加。然而,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尽管我国城镇化步伐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不断加快,但当前我国的城镇化仍处于较低水平,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协调。造成中国城镇化滞后及粗放发展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是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化制度安排的结果,与城镇化相关制度创新滞后密切相关。系统深入研究制约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各类制度因素及其创新举措,成为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1978年以来不仅取得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成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而且城镇化水平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一方面,作为全国城镇化水平领先的重要区域,珠三角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为国内其他地方提供经验,一直是国内理论界和实践界纷纷探讨的热点。另一方面,就珠三角自身而言,也同样面临着快速城镇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探索进一步提高珠三角城镇化质量,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也是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现有城镇化制度相关研究大部分是从全国层面制度着眼,而缺乏对地方层面的研究；侧重于单一制度研究,而缺乏兼顾整体制度设计和重点制度突破的系统研究；大多从需求或供给单一角度开展研究,而缺乏“需求——供给”相结合的综合研究。鉴于此,本文提出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研究珠三角新型城镇化问题。围绕这一中心主题,本文从“一个出发点”、“三条主线”和“三个层面”展开研究,其中“三条主线”贯彻于三个层面的研究之中。第一,“一个出发点”。在地方城镇化制度创新实践中,经常面临制度创新滞后问题,具体又表现为制度“供给滞后”、“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三大实践性难题。上述三大实践性难题,归根结底是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不均衡问题,理应把问题放回制度供需均衡过程中去寻找答案,因此本文提出以制度均衡视角作为研究出发点。第二,“三条主线”。要破解三大实践性难题,关键是要把握好地方城镇化制度创新中“何时创新”、“由谁创新”和“如何创新”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也成为本文的三条研究主线,并贯彻于全文分析的始终。第三,“三个层面”。一是理论层面,重点探讨了地方城镇化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制度需求变动识别、制度创新方式的选择及转换,以及制度系统匹配三个关键环节的相关机理,为实证层面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二是实证层面,从三个方面开展,即珠三角城镇化制度均衡的总体分析、东莞市寮步镇新型城镇化制度创新实践的个案分析,以及发达国家制度创新的经验分析。三是对策层面,在前面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的研究基础上,探讨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内容和方法、技术路线及思路,以及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做了两方面综述工作：一是界定了新型城镇化、制度及制度创新三个基本概念。归纳出新型城镇化的“五位一体”内涵,即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对应上述五方面内涵,相应界定出城镇化的主要制度安排,并选取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产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二是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我国城镇化制度的研究脉络。总的来看,国外关于城镇化理论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成果,但对我国城镇化制度相关研究则缺乏系统性。国内现有研究大部分是从全国着眼,缺乏对地方层面的研究；侧重于具体制度研究,缺乏兼顾整体制度设计和具体制度突破的系统研究；大多从需求或供给单一角度开展研究,而缺乏“需求——供给”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此外,现有“政府——微观主体”二元创新主体的分析框架,也难以对丰富的地方新型城镇化制度创新实践作出全面解释。第三章是理论研究部分。以制度均衡为研究出发点,采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三元创新主体分析框架,对地方城镇化制度的创新时机、创新主体和实施标准等三个关键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为研究珠三角新型城镇化的制度创新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一是关于城镇化制度创新的时机。要掌握城镇化制度创新的时机,首先要识别出制度需求的变动。由于城镇化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城镇化服务的,城镇化一旦发生变动必然要求城镇化制度相应做出调整。因此,本文从城镇化与制度的关系入手,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在速度和结构两个维度上的变动,试图识别出城镇化制度需求变动的关键变量和关键“拐点”。二是关于城镇化制度创新的主体。作为创新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有不同的优缺点,相应地,不同主体主导的创新方式也适用于不同制度的创新和创新的不同阶段。因此,城镇化制度创新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根据不同创新方式的优缺点选择好合适的创新方式。中央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具有存量改革性,是一种激进、强制的“自上而下”的行为过程,但可能面临“诺思”悖论问题。微观主体主导型制度创新具有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性质,是一种自发的、渐进的、不断分摊改革成本的“自下而上”的行为过程,但可能面临“进入壁垒”的问题。地方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诺思”悖论和进入壁垒两个问题,但也可能面临“角色偏差”所带来的新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把握好不同创新方式的转换时机。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存在创新进入和退出的时机问题,进入或退出时机选择不对,都可能对制度创新产生负面影响。三是关于城镇化制度创新的实施标准。制度存在的关联性,容易导致制度冲突,因此需要做好制度匹配。当前我国城镇制度匹配问题主要表现为不同制度间的结构匹配和不同地区间制度的空间匹配两个维度。其中,结构匹配可分为嵌入性制度间的匹配和互补性制度间的匹配两种类型。空间匹配可分为迁入地与迁出地间的制度匹配、大城市与小城市间的制度匹配,以及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制度匹配三种类型。第四章是实证层面的“总体分析”。从“面”上系统分析珠三角户籍、就业、产业、土地、社会保障等五方面制度的总体均衡状况。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港台资本的转移与珠三角地区商业文明的历史基因推动了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的迅猛发展。但是现行的产生于五十年代特殊历史时期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产业政策严重制约了珠三角城镇化的发展,也难以适应未来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当前珠三角城镇化各项制度普遍存在供需不均衡问题,其中既有地方层面制度设计不科学的问题,也有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制度安排不协调的问题,还有制度内部之间、区域制度之间不匹配的问题。第五章实证层面的“个案分析”。从“点”上选取珠三角的一个典型城镇——东莞市寮步镇作为案例,从“积分制”入户和新型社区制度、土地统筹与“三旧”改造土地制度、内外源型经济并重发展的产业制度、非公有制企业参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深入研究地方新型城镇化制度的微观创新机理。寮步镇城镇化制度创新具有如下两个总体特点：一是突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核心内涵。无论是“积分制入户”政策、社区体制改革、加强技能人才引进与培养来促进经济发展,还是重视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等一系列措施,都体现了新一轮的城建化制度建设,更关注人的需求。通过调整空间、产业、社会等“结构性”因素,提升“人”的市民化程度,更加强调城镇化品质的过程。二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作用。寮步镇出台的“三旧”改造的土地政策、保障性住房建设制度,尤其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中,都十分重视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第六章是实证层面的“经验分析”。通过总结分析若干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制度创新经验做法,以期为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制度创新提供借鉴。发达国家已基本上走完了城镇化由兴起、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正处在自我完善和发展提高阶段。总结分析发达国家城镇化过程中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产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具体制度安排及经验,得到以下启示：要及时把握城镇化制度创新时机,在制度创新中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不同区域间、政府与市场等关系,充分释放制度创新的驱动力量,使城镇化制度协调匹配,实现有效制度供给。第七章是对策研究部分。在前面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在当前国家大力鼓励制度创新及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时期,珠三角地区应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加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和产业制度。制度创新要立足于未来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制度需要,及时建立和完善城镇化制度体系；要从制度创新方式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要从整体制度设计上,做好不同制度间的匹配和全国与全省内区域间的制度匹配。第八章是结论与展望部分,对全文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