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数比重首次超过50%，这意味着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城市化发展有了显著成效，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质量的改善，城市化已成为继工业化之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然而，在超过6亿的城镇人口中，既有征地后迁居城市但难以承受城市高昂生活成本的失地农民，也有在城市务工且仍占有耕地和宅基地的两栖人员，这些群体人口众多，极大地降低了城市化的真实质量和水平。由于这些移民没有真正市民化，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住宅、就业、教育、社保等福利，他们实际上是处于收入不确定、就业不稳定和生活不安定的“三不定”状态。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就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能够只关注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功能的完善，更应该关注促进城市建设和繁荣的主体力量农民工的发展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进而不入的状态所导致的农民工的边缘化、贫困化、游民化等问题以及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隔离、对立，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因此，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既是能否最终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能否加速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十二五”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核心任务。本文认为“半城市化”特征的产生最终来源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壁垒。制度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与宏观经济政策有关的制度包括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与户籍相关联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这些制度大多偏向城市发展和城市居民，处于城市化边缘的广大农民工群体被阻挡在制度之外。因此，基于制度改革与完善的视角来解决好农民工在工业化、城市化中的转型问题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课题，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本文在梳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变迁、人口流动理论和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历史进程的分析、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客观描述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特征和困境。以问卷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为支撑，对所调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深入了解和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真实制度壁垒和微观因素，以此结合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改革的现有实践模式和成果，设计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即渐进性激励式的制度改革模式。在总体目标和路径框架下，提出相应的制度完善和措施改进，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