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的结构性减税计划开始,到2018年正式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再到2021年针对疫情的减税,近10年来减税降费是我国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财政手段之一。这类政策对我国的经济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总体上,目前我国对减税降费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上,如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大多得出减税降费有益于企业的投资,但这个结论不能直接推广到整个社会的层面,因为这些样本无法排除“幸存者偏误”的可能。然而到目前为止,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仍寥寥无几。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是由于宏观数据包含的因素太过复杂,通常的计量方法很难剥离出减税降费的真正作用,例如本文使用我国的宏观数据做回归,发现税收变化对经济增长要么是“没关系”,要么是“显著为正”。本文就此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直接使用我国经济增长数据对宏观税负数据进行回归存在“内生性问题”,即税收的变化其实是包含了两部分,一个是“内生的税收变化”,一个是“外生的税收变化”。本文借鉴Romer and Romer（2010）提出的叙事分析法（Narrative Analysis）识别我国“营改增”以来的税收政策背后的动机,并整理出我国外生性税收变化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定量分析税收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于与影响近期产出增长的因素基本无关的原因采取的税收政策,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长期的负向效应,特别到税收政策实施后的第3期负向效应达到最大值,税收占当年GDP比重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将下降1.9%,之后影响将逐渐减弱。此外,税收变化对投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本文呼吁政府今后在税收政策的制定出台上更加关注消费领域,通过调节个人所得税,设立财产税,改革消费税等措施,缩小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从而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