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际市场中长期处于遗传资源提供国的地位,面对猖獗的“生物剽窃”现状,中国的遗传资源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方面保护不充分。与此同时,作为生物遗传资源丰富的一个农业大国,而作为我国保护遗传资源重要的力量—农民群体却未能发挥主要作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立农民权制度的优势和必要性逐渐显现出来。目前,中国在立法上,农民在遗传资源保护中地位不明确,无法有效承担保护责任,传统知识保护更是被忽略,中国遗传资源的获取、进出口等活动无法可依,具体的惠益分享制度也不明确,使得农民群体没有公平参与分享因利用生物遗传资源而产生的利益的权利;而且,在遗传资源保护领域国家为主导,农民群体的参与程度不高,所以他们难以拥有对遗传资源保存及可持续利用有关事项的决策权。文章将在分析我国具体国情的实践基础上提出综合立法+实施条例的立法模式、厘清农民权的法律概念、探讨农民权的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核心要素、设立“双重实现知情同意”规则,并对农民参与遗传资源利用中的惠益分享和相关传统知识及农民权保护的救济方式提出合理化的法律建议,希望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