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冠疫情突然爆发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蔓延,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和公民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痛心之余我们应当反思目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领域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吹哨人制度,亦称“内部举报人制度”,作为一种特殊举报制度,其内部性赋予了该制度不同于一般举报制度的独特价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吹哨人制度有利于解决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管模式存在的信息接收渠道不畅通、监管滞后等问题,弥补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与预警机制的不足,保障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知情权等,以防止本次疫情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同时,随着社会治理任务的不断更新和社会运行风险的不断增加,公私合作治理已经成为纾解社会治理难题的有力手段,吹哨人制度所带来的不仅是积极促进公民基本权利,即举报权的实现,亦体现了在行政过程论的背景下,政府在行政行为实施的过程中,借助私人力量达到行政活动目的,发动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治理,符合公私合作治理的应有之义,也符合我国一直以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鼓励人民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国情。然而,从目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吹哨人制度的立法现状来看,该制度相关法律文件仍存在着效力层级低,缺少统一规定,以及吹哨人主体范围不明确、主观要件规定缺失、举报程序规定缺失等立法内容不全面的问题。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中央立法缺位,地方立法依据缺失,相关规定过于原则化等原因。因此,本文从吹哨人法律制度的立法模式入手,通过对我国法治因素与国情因素的双重影响进行分析,确定在前期宜采用分散式立法模式,待相关条件成熟后再转换适用集中式立法模式。同时,提出有关吹哨人准入门槛、奖励标准、保护措施、救济方式以及实现方式等方面的具体立法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