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行为无效是行政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学中的重要概念、理论和制度,虽然我国行政法理论对其早有探讨,但直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2015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才初步建立起了行政行为无效制度。行政行为无效制度对于进一步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丰富完善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皆具有重大意义。总体而言,我国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发展较晚,而无效作为行政行为效力产生的“门槛”在实践中出现的情形也极其有限。虽有学者从一些特定角度对无效理论展开过研究,但相较于行政行为撤销理论,人们对行政行为无效的关注明显不足,对于一些重要问题存在较大争议,缺乏共识。因此,本文在对现有理论研究和司法判例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从实体理论到救济制度对行政行为无效展开分析和思考,并尝试对学界所争议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回应,以求能勾勒出逻辑一致的行政行为无效及其救济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首先需要明确研究对象。当前,我国对行政行为仍存在多种理解,大到涵盖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小到仅指能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单方处理措施。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将行政行为内涵限于能影响到公民权利义务的单方处理措施,相当于传统的具体行政行为,排除了可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实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协议等类型。目前,我国对“无效”一词仍存有一种宽泛的理解,容易将所有没有效力的情形都视为“无效”。但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却有其特定内涵,“无效”概念仅限于因特别严重违法而自始无效的情形。我们需要将其与假象行政行为、不成立、未生效、违法、撤销、法国法中的不存在等能导致行为没有效力的情形区分开来。对行政行为无效的理论基础分析,目前大多依托于公定力理论,将其作为公定力的界限,从而对绝对公定力理论进行修正。然而,建基于公权力能自我证明其合法性的公定力理论,与法治国家的观念并不相符。而且,行政行为一经成立就推定合法或有效的公定力概念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因此,本文借鉴德国存续力理论,依据法治国下行政行为概念的目的价值,来理解行政行为无效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无效作为最严重的行政行为违法情形,是排除对该行为提供存续保护的过滤机制,是行政行为生效的门槛。任何行政行为只有在非无效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存续保护。无效行为自始无效、绝对无效,有权机关可以不受期限限制作出无效宣告。但无效行为仍能产生一定的事实效果,在行政行为可分的前提下可以存在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情形,在特定情形下还可以转换为有效的行为,先行行为的无效也并不必然导致后续行为的无效。对于无效的判定标准,不同观点试图从不同角度对是否无效作出判定。时至今日,重大明显说基本已经成为无效判定的通说,但对于其中重大性要素与明显性要素之间的关系却少有人论及。重大性与明显性分别作为无效判定中的实质标准和外观标准,两者的重要性并非等量齐观,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案情,对两者的比重作出具体权衡。重大明显标准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无效情形就会显而易见。重大性和明显性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而无效作为最严重程度的违法,本身就是价值衡量的结果。因此,需要我们引进价值衡量方法对个案中所牵涉的价值作出权衡。我们也可以根据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总结归纳出一些在权限、内容、程序、形式、意思表示等方面的典型无效事由,以便于当事人和法院进行评判。我们还可以设定一些除外规则,预先告知相对人这些情形不会导致无效,促使他们尽早在起诉期限内提起救济。抵抗权作为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中的重要一环,曾被不少学者视为其理论基础。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认为抵抗权的行使存在诸多困境,如抵抗本身就存在风险,相对人没有实力对抗国家机器,容易产生偏激和异化,效率低下,还存在难以克服主观动机障碍。本文不赞成将抵抗权作为无效的理论基础,但抵抗权的存在并非没有意义,它既表达了对人主体性的尊重,也进一步完善了公民的救济渠道,是相对人开展自力救济的重要手段。我们应当完善抵抗权的相关制度构建,将抵抗权的行使尽量限制在必要和适度的范围内,建立抵抗必须答复和抵抗争讼停止执行制度。行政机关作为无效行政行为的作出主体,应当承担对无效行为予以确认的职责。但并非所有行政机关都能对某一特定无效行为作出确认,无效确认权应当限于原行为作出机关、层级监督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重大明显违法标准并不能否定公民信赖利益的产生,因此在行政机关宣告无效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司法救济虽然在各种救济方式中处于核心位置,但目前的行政诉讼尚未根据无效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建立起独特的确认无效之诉。我们应当将确认无效诉讼作为与撤销诉讼并列的诉的类型,而非作为后者的补充;无效行政行为不应当适用起诉期限规则,也不应当依据诉讼法对无效制度的确立时间来对无效行政为的受理作出时间上的区隔;无效诉讼的举证责任同样应当倒置;应允许无效判决与撤销判决之间进行转换,一味追求诉判一致原则并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