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活的时代，处于北宋中后期。当此之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家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政治上看，宋王朝实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这造成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从经济上看，“不抑兼并”的政策造成了土地兼并严重，同时，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日益沉重；从思想文化上看，士大夫思想活跃，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苏轼法律思想的形成，除了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外，还源于其个人的人生历程。其家世背景、宦场沉浮和师友交游均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苏轼法律思想包含了立法、治吏、刑法和经济等方面内容。在立法上，他主张“临下以简”，反对法令滋彰。他认为法网要宽松，不可过于严密，并且立法要保持宽容，不可过于严苛。对于变法，要保持慎重态度，事先要详细规划，全面考虑，以期必成。君主应该自觉维护国家成文法的权威，不应轻下诏令，以言废法。在治吏上，苏轼看到了人与法各自对国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要求君主“慎爵赏，爱名器”，改革人材选拔方法，加强对官吏的考核。他主张严于治吏，“厉法禁自大臣始”，强化台谏监察职能。对于冗官，要坚决裁汰。在刑法上，他提出德先刑后、“礼刑相为表里”的观点，强调道德教化，反对专任刑罚。他分析了犯罪的根源，认为犯罪起源于物质匮乏、衣食不足，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则是在上者的掠夺，因此，他呼吁统治者放松剥削，以减少犯罪。为了维护社会良好的秩序，苏轼并不排斥刑罚的作用，他主张对那些社会危害大的犯罪进行严厉处罚，对于“奸人”，他甚至认为“不必待其自入于刑”，主动去奸。在经济上，他反对厚敛于民，主张“省费以养财”，强调统治者要节约。针对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广大农民无地少地的局面，他设想引导农民到地广人稀之处，充分开发地力，缓解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对于赋役不均，他主张从审查土地买卖的田契入手，据契而均税，使得赋役得到公平分配。苏轼看到了榷盐的弊端，注重综合分析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反对与民争利。苏轼的法律思想有着鲜明的特点。苏轼的思想旨归是儒家，民本思想对其影响至深。其法律理念和法律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便民。同时，苏轼又深受佛道思想熏陶，于人生态度上非常超脱，其法律思想显得充满灵活性，不拘泥于古人和某项固定的制度。而这更能体现其因法便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其法律思想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对风俗人情的高度重视。他主张立法行政都要顺应风俗人情，礼法“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在司法实践中，他追求情理法的融合。对苏轼这样一位思想大家的法律思想做出全面评价显然是困难的，古往今来，人们有着诸多评价。既有对他“忠义许国，遇事敢言”的赞赏，认为他的法律主张是有裨于时的，也有对他前后观点发生变化的指责，更有甚者，称其为“守旧派”。通过重新审视，对苏轼的评价亦发生着变化，学界已经初步关注到苏轼法律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