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隋唐将近600多年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外感病资料不是汗牛充栋而是屈指可数。 根据当时的气候变迁来看,后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了“小冰期”,气候特别寒冷,且寒冷持续的时间较长,因此这个时期伤寒病(包括触冒伤寒和时气寒疫)在整个外感病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后气候转温,温病,时行温疫等病也就相应地多了起来。因此总的来说,这时期外感病诊治范畴既包括伤寒又包括温病、暑病等,只是在不同时期防治重点不一样而已。而两晋南北朝隋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的年代,由于天灾人祸,疫疠盛行,从而对疫疠的防治也成为当时外感病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伤寒论》的广泛流传及其作为治疗外感病经典文献地位的确立至少是在唐朝后期,因此晋隋唐时期外感病的指导理论主要是华佗的六部传变及汗吐下理论。王叔和的“可与不可”,孙思邈的伤寒“宜忌”及汗吐下为治外感病之正法的观点都与华佗的外感病理论相近。可以说,华佗的六部传变及汗吐下理论保持了近600多年的指导地位。理论的相对稳定性,使得此时的实践独自成一系统。这样的情况直至金元,继之以医学分家,流派重出,寒温之争的局面。 在治疗上,根据阳证外感病其“热”之表里虚实不同,灵活运用汗吐下法以祛热。此时尤其是对于汗法的运用显得甚为广泛,这是因为外感初起绝大多数以表证或表证兼有里证的形式出现,故孙思邈认为汗法是正法(汗吐下法)中最重要的方法。汗法运用得当,往往能使外感病一汗而瘥,而与此相应粉剂止汗法的运用,又为防止过汗提供了保障。 伤寒与温病初得病时表现不同,该时期医家已经在治疗上加以区别对待。我认为当时并不存在以伤寒方治疗温病的现象。对于温病表里俱热者,一方面用辛温之药发汗以解表热,另一方面用酸苦寒凉之药清里以祛内热,是所谓“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这与后世温病学家以辛凉之药物为主治疗温病初起是不同的。从文献记载看,该时期所治疗的外感病绝大部分是阳证,很少涉及到阴证外感病,但也有一些医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对于阴证外感病则予温里药治疗。 医学的最终目标在于预防而不是治疗。该时期对外感病尤其是时行疫疠的预防工作做得很出色。既有导引预防,又有药物预防。大量辟疫药的运用,对于具有传染性质的外感病起到了积极的预防作用;而大量备急发汗丸散膏丹的预合,又使得在仓促之时或药物不备之地也可以及时治疗以截断病程。 据现代医学观点,一般来说,外感病初起时病原微生物尚在皮肤粘膜层次,若不及时治疗,使病原微生物进入血运,进而随着血运可致器官组织为病,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