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是中共党报历史上的两份里程碑式的报纸,在20世纪40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1949年以后,《解放日报》的办报模式被更多地运用于建国后的中共党报。但总的来说,《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中共农村办报和城市办报经验的集中体现,在不同的程度上为之后的中共党报提供了参考。同作为中共党报,由于分别在延安和重庆出版,《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在办报模式和风格上呈现了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二者所处的不同地域环境,进一步可以归纳为农村办报和城市办报、解放区办报和国统区办报的不同环境的作用。作为肩负宣传动员任务的党报,它们在政治动员上的差异是两种办报模式的集中反映,能够以小见大地窥视出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新华日报》办报模式的差异所在。本文选择了两份报纸所共同进行的抗战动员、面向农村与执政需要的《解放日报》大生产动员、面向城市与斗争需要的《新华日报》工人阶级动员为具体分析对象,进而分析和总结出两份报纸不同的动员策略及其背后的区域环境因素。本文研究了在延安与重庆不同社会图景和办报环境之下,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在政治动员的对象、方式、目的和思维等方面呈现了哪些差异,延安与重庆办报环境是如何形塑了这些差异。而政治动员上的差异实质是两种不同党报办报模式的集中体现,因而本文还对延安办报模式和重庆办报模式进行分析和总结,探索它们的历史意义,也为当下党报的发展提供启发和反思。第一章是对《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办报环境与角色呈现的分析。这两份报纸在办报环境上的差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媒介环境等方面,归结起来是农村办报与城市办报,解放区办报与国统区办报的差异。不同的政治氛围、经济水平、物质资源和居民的文化水平都形塑了不同的办报环境。两份报纸也因而在不同的办报环境中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和任务。第二章是对《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抗战动员的对比研究。《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都将动员抗战作为报纸的目标和宗旨之一,但是二者在抗战动员的方式和思路上却有着显著区别。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以一种锋芒毕露的态度对国民党的战时政策进行批判,以居高临下的教导者的身份总结观点、引导舆论,用直白通俗、情绪鲜明的文风展现抗战主题,动员边区读者。与此同时,在当时的大城市重庆,《新华日报》以团结抗战和统一战线为旗帜,以“嘤鸣求友”的方式表达观点,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群体,助力抗战动员。第三章选择了《解放日报》的大生产动员为研究对象。除了抗战动员外,大生产动员是《解放日报》的重要动员内容。大生产运动与当时延安边区的物质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同时也隐含着中共在当地的执政需要。《解放日报》的大生产动员依托和符合当地的社会环境,深入群众和农村生活,通过营造竞争调动生产积极性,善于使用符合当地文化风俗的文风和文体,紧随党的政策,从而达到良好的动员效果。第四章研究《新华日报》在重庆所进行的工人阶级动员。在当时的重庆,工人阶级是重要的社会力量,也是《新华日报》的主要读者群,具有重要地位。同时,工人阶级动员也是《新华日报》在重庆获取广泛支持和进行舆论斗争的途径。因而,对城市工人阶级进行政治动员一直是《新华日报》的重要工作。《新华日报》高举抗战大旗,在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团结工人群体,反映他们的生活困境,帮助他们争取权利,通过对工人组织、工人运动的报道增强他们的群体意识。同时,《新华日报》还为工人开辟专门的报纸版面用以刊载文章,为工人提供发声渠道。这一系列的动员策略和目的都是符合重庆当地的办报环境的。第五章归纳总结了区域生态因素下的《解放日报》与《新华日报》在政治动员上的具体区别,并将这些区别背后的区域环境因素归纳为农村办报和城市办报、解放区办报和国统区办报两个维度,在这两个维度上进行具体分析。总的来说,《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中共党报的两次重要探索,代表了农村和城市办报的不同模式,在中共党报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也为后期乃至当下党报提供了启发。同时,在办报环境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当下党报对传统党报模式该作何扬弃也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