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从“感性活动”原则出发把人理解为一种感性存在时,他便把人的解放也理解为一种感性的解放。这一理解,既是马克思存在论哲学革命的必然结论,也是马克思存在论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人被定义为一种“理性的动物”,是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来就有的哲学传统。这一传统,历经笛卡尔对主体性哲学的确立,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伴随理性绝对价值标准的确立和实际地成为社会生活的统治逻辑,人的整体存在被撕裂,“感性”——这一彰显人的丰盈完满的存在的情态,被严密的锁闭和遮蔽。实际上,从近代以来一直就有一种反对理性暴政的声音在呐喊,但直到黑格尔去世,一场声势浩大的“非黑格尔化”的哲学运动才得以真正开启。在哲学史上,费尔巴哈第一次将“感性”这一原来处在理性形而上学诋毁、甚至是贬黜地位的概念(仅在认识论领域有它的一点地位)提升到哲学的本体论的地位。当他把“现实性”理解为“感性—对象性”时,当他把人以及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作为“新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时,当他断言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庇护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时,费尔巴哈是要从根基上展开对近代哲学乃至整个一般哲学的批判,意欲彻底打破理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把哲学由原来的知识论路向引导到生存论路向上来。然而,由于费尔巴哈站在的理论立场,把“感性”不是理解为“感性活动”,而仅仅是“感性对象”,即,费尔巴哈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和“单纯的直观”,所以,“人”和“自然界”在他那里仍然是一句空话。他的哲学最后还是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枝脉。然而,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没有白白地经历。他的思想,在后来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仍然有其影响。就马克思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联系看,感性—对象性原则所具有的存在论性质,始终是马克思哲学无穷的思想资源。这一资源具体表现在:要研究跟“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要利用感性建立起来的“感性世界”去摧毁以抽象思辨哲学建立起来的“超感性世界”;要把哲学引向“非哲学”的道路。正是如此,马克思在自己的哲学的基本立场上坚定地承诺和贯彻了这一原则。而在这点上,以普列汉诺夫、梅林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都没能正确把握到费尔巴哈留给马克思的真正思想财富。在《巴黎手稿》中,一方面是对感性一对象性原则的坚定承诺和贯彻,另一方面是在运用感性一对象性原则的时候,处处都让“活动”原则来贯彻。这就是马克思的“感性一对象性的活动”的原则。它是在充分吸收和改铸感性一对象性原则基础上产生的。正是依凭这一原则,马克思击穿了现代形而上学建制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意识的内在性”,将“存在”(人及其世界)从意识的内部解放出来,从而造成了整个传统主体性哲学(思辨哲学)的坍塌。这就是马克思在存在论的基地上所发动的哲学革命。在马克思看来,固然,对象世界包括人自身是人自己创设的,但是,这种创设活动不是理性形而上学的那种“意识”或“自我意识”的活动,不是人的“纯粹的活动”,而是人的“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所以,不是存在(人的“感性的存在”)建立在“意识”的基础上,而是“意识”是在存在(人在“感性活动”中之“在”)中获得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存在论思想,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明确地表述,即,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毫无疑问,马克思“感性活动”原则的提出,乃是通过对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再度审视来实现的。缘由很简单,费尔巴哈原有的感性—对象性原则没有历史性,或者说缺失历史的原则。而黑格尔哲学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的作为创造原则和推动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当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是一个过程时,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人理解为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但是,马克思也看到,在黑格尔抽象思辨的概念运动中,他不仅取消了自然界,也最终消解了历史。通过把自然界、人、历史三者本体地统一起来,即,通过对“劳动”是一种“感性活动”的阐明,马克思打开了存在论的新境域,随之也打开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全部问题域。当马克思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一种“感性活动”意义上的“存在”时,马克思是把“感性活动”看作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因着这种感性活动生成着人自身和人自己的世界。人生成时,世界也就一并生成了。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世界向人来照面的过程。显然,这里的“世界”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世界,因而不是科学的世界,确切说它是“感性心理学的”世界。这个世界本质上不过表明它是人自己的“出场”或“在场”。“世界”本质上是“属人的”存在。《巴黎手稿》中,有如下一些说法:“感性的自然界”直接是另一个“感性存在着的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等等。这些说法是马克思从不同的维度对作为感性存在的人的揭示。同时,马克思认为,在人的感性存在的维度中,始终贯彻着“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在马克思那里,“感性意识”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活动”(实践)是“有意识”的活动,“意识”是“活动”(实践)的意识。感性意识既是逻辑前的,又是真正属人的。它是人自己在其直接的生命活动中对存在本身的体验和领悟。这种体验和领悟从根本上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即,它不是人作为一般存在者而“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而是力图使自己进入存在中去的“生存”。而“感性需要”作为感性的活动,是人对自己的对象本质力量的一种追求。它是现实的“感性意识”。所以,马克思这样说,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的规定,而且是对人的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作为感性活动存在的人,一定是历史的人、受动而能动的人。而这也就意味着人的现实的感性生命在其表现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历史的坎陷。在马克思那里,他通过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劳动”概念的批判,揭示了人在自己生命发展中必然出现的歧出。具体说来,这一揭示主要是围绕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货币和资本、意识形态等方面来展开的。与国民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从这些范畴中看到的是人自己现实生命的异化。整个批判中,异化劳动学说贯穿着批判的各个方面。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现代形而上学原则和资本原则的批判。由于马克思是从感性活动去理解的人的,把历史理解为人自己的历史,所以他把人的异化看作是人的“自我异化”。而这也就说明,一方面人的现实生命在发展中曾经需要私有财产,一方面人的现实生命的发展现在又要求消灭私有财产。既然人的异化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异化,那么这意味着,原来以对象性活动来体现或确证人之为人的一切对象存在,现在都变成了一种异已的力量来奴役人和统治人。这一境况说明,人被“非人化”,人的一切感性的特质被抽空,人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物。然而,异化终将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那时异化的扬弃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在内容上包括两个方面,意识或观念领域的异化和现实经济生活领域的异化。要扬弃思想上的异化,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就够了,而扬弃现实生活的异化,必须诉诸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异化的扬弃和异化走着同一条道理。异化的扬弃即共产主义,是人对自己本质和生命的感性地占有,是人性的全面复归,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本质的完成了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是在存在论的高度来道说的。因为,人的彻底解放不过是人的感性的彻底解放,是人重新回到与“存在本身”(世界)的原初关联的状态,即扬弃人的抽象存在回到人的感性存在。在这一存在状态上,人不再迷失于“存在者”,而是执着“存在”本身。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由于“此在”居住在“存在的近处”,所以他能真正执行对“真理的守护”。可以看到,人的感性解放是马克思存在论哲学革命的必然结论。马克思通过对支撑整个现代文明社会的现代形而上学原则的批判和资本原则的批判,剥离了包裹在人身上的种种虚幻的外衣,深入到人存在的根基处,真切地把捉到人的存在的本然状态和历史的乖离,从而在存在论的高度上贞定了关于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感性原则。马克思关于人的感性解放理论以其存在论的哲学高度实际地影响着当代哲学的运动。如何从存在论哲学的高度来领会和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感性解放理论,直接关涉到我们能否真正走进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跟随马克思一起“深入到历史的一维”中去“思存在的真理”;直接关涉到我们如何确立当代实践运动的基本态度和立场:直接关涉到我们如何看待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在当代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