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品质是林语堂小说中一个一贯的特征，“传奇中国”(想象中国)与乌托邦理想(想象世界)可以被视为他小说的两个端点，或者说两个较大的区分类型，在想象中国这个过程中，传奇性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传奇笔法的借鉴，如突出描写爱情、侠义、离乱以及人生的偶然性；而在想象世界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不同文化间戏剧化的冲突和融合，直至发展为一种超现实性和奇幻的色彩。前者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形象”相联系，而后者则更倾向于天下大同式的普世价值，在他的理想类型中所谓的“中国性”的重要程度逐渐让位于“世界性”，这种审美路向的转折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林语堂文化观念和民族理想的重大偏移。解读林语堂的小说必须立足于小说文本独特的文化符号组合方式、故事结构模式、人物形象塑造手法，通过不同时期小说文本间的对照，来考察其小说创作的主体特征以及由此所传递的复杂的文化信息。 林语堂小说的传奇世界承载了乌托邦感受、异国情调、奇幻想象、平民趣味与怀旧情结等等这样许多矛盾的结合，并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张力——理想与现实、中国和西方、情与理、文学的功利取向与“游戏三昧”的士大夫情怀等等冲突性的要素，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考察维度。价值追求上的理想主义，实践上的实用主义作为林语堂特有的文化特征矛盾地共存于一身，不停地相互冲突，形成了他小说独特的审美风格和审美功能：一方面，林语堂通过小说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异域想象，这仍然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主体反思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服从于西方强势文化主体对“他者”的理想需要；另一方面，林语堂本来希望以西方的方式写作，但他的成功仍然主要依赖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林语堂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符号被指认的同时恰恰意味着他与中国本土文化某种程度的背离和中西文化间的严重误读。剥去“文化”的外壳，经验与理性的分裂同时作用于林语堂身上，除了过去学者提到的儒释道观念外，其故国想象和乌托邦理想的基础实际上从来没有脱离过他自己的成长经验和对福建坂仔的家园记忆，他的乡土情结标示了其文化精神归属的草根性质及民间传统内核，这是所谓基督教、儒释道等观念视角无法涵盖和阐释的强大的精神性存在，也是代表林语堂晚年精神状态、理解林语堂小说精神内涵的一个重要参照点。林语堂海外小说的“文化可通约性”主要体现在文学作为媒介的审美中介功能方面，它通过对不同文化的并置、错置形成戏剧化观照，促使新的文化共通话语和文化亲和力生成。这种跨文化叙事经过了一个由文学审美行为转换生成文化主体间认同及接受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文化伦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