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意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晚清民国初诗人王闿运的拟古诗学进行深入研讨，并结合诗人生平经历、结社交谊等情况就其诗学的生成本源、构建体系、实践创作及影响等方面作出客观合理的梳理与阐释，以此来探讨其拟古诗学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的价值意义，旨在进一步推进对王闿运诗学的研究。在近代中国，王闿运诗学是一个不为时代左右的诗学体系。其人一生极力追求高雅有文的艺术理想，其诗尊崇汉魏六朝之风，形成以法古为经，以文情为纬的特质。如果说独特的湖湘地域因素、深厚的儒道复古文化传统是孕育王闿运拟古诗学生成先天条件的话，那么积极的个人诗学体用观、主动的创作实践则是其拟古诗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在近代诗学中，王闿运诗学上溯原儒，中承明七子，其间与船山诗学对接，熔清代“性灵”、“神韵”、“肌理”等诸家诗说于一炉，贯通今文经学的思想路径，由文苑入而不反儒林，以诗通经，由“治己”而达天下。其重诗法而不轻文辞所掩之意，卓然一家，可谓是集前代诗学之大成者。王闿运诗学重在师学古之法式，以经学为思想开端，主张作诗旨在持志养性，极力追求蕴藉的情感和绮靡的辞采。其诗学蕴含有对自身所处日益世俗化的诗歌时代的忧虑与反思，其思想开端便是“古今之学的为人为己之辨”。他以古学为基础，从而构建出自己拟古诗学的一系列重要元素：为己、治情、主文、源流、师法。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诗学体系：以“为己”之学为起点，先内化为对“情”的阐释，再演示出对“文”的追求，进而建立起一种思路清晰的以“治情主文”为核心的拟古诗学思维模式。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王闿运始终身体力行，他一生亲历咸、同、光、宣、民国五个时期，结社交谊非常广泛，不论是江湖人事，还是山水佳景，于作品中无不涉及。由此，以他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亦称湖湘诗派），也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其行世诗作近两千首，诸体俱擅，以五古最佳，其诗追学者也无数。后人赞其诗“尽得汉魏六朝之精髓”，然也因他对六朝诗风的过于拘泥而缺少传承。但王闿运的诗学观念和诗学价值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是不容忽视的，在这套论诗和作诗体系中，王闿运对诗歌本体抒情性和审美自觉性的执着追求，即使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走在了时代前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