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渎职罪的主体既包括具有品秩的官员,也包括吏人。《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收录了较多官吏渎职犯罪的案件。但是目前学界对《名公书判清明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事领域,对官吏渎职犯罪研究的关注度不高。因此,以《清明集》为文本,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对官吏渎职犯罪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参照现代刑法学对渎职罪的分类标准,南宋官吏渎职类犯罪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滥用职权类;在《清明集》的相关记载中,官吏滥用职权类犯罪行为包括非因公事而下乡、违法催科、滥用刑罚等。第二、玩忽职守类;这类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低,主要犯罪行为包括违反审限规定、违反离任制度等。第三、徇私舞弊类;主要包括因徇私而包庇的行为以及因徇私而枉法裁判的行为等。其中包括官员对胥吏的包庇,也包括官员对豪强的包庇。官员对胥吏的包庇大多情况下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不被发现,这种情况较为常见。通过对相关案例的整理,可以充分证明南宋时期官吏渎职犯罪的主体是由官和吏构成,虽然官吏渎职类犯罪行为多种多样。但宋代的法律完备,司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几乎都做到了依法定罪。作为宋代的基本法典,《宋刑统》中不乏有关官吏渎职犯罪的规定。此外,《庆元条法事类》《宋会要辑稿》等史料文献中对官吏渎职犯罪的其它情形也有着补充性规定。法条的梳理并不是研究官吏渎职类犯罪的重点,而是为了分析法律规定中有关渎职类犯罪的相关犯罪情节以及法律后果,并借此与司法实践进行对比,探求法官是否严格依照法律处断案件。如果没有严格依照法律处断案件,那么进一步探求南宋司法官在处断官吏渎职类犯罪时所秉持的原则以及司法理念。通过对案件类型以及法律规定的整理,并结合实践中司法官的实际判决可知:有关官吏渎职类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之间确实存在出入。司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依法定罪与灵活量刑相结合以及优待官员、从严治吏相结合的原则与司法理念。在轻微案件中训诫以示惩罚,在量刑尺度以及处罚方式上相对灵活。针对官和吏两种身份地位的人犯罪,司法官一般从宽处官,从严治吏。这与宋代坚持优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以及吏的低下的身份地位不无关系。简而言之,从《清明集》中所记载的官吏渎职类犯罪的相关案件来看,官吏渎职类犯罪的主体是由官和吏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构成的。宋代的法律完备,对官吏渎职类犯罪的相关情形以及法律后果几乎都有明确规定。即使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存在法律不完备之处,司法官也习惯于运用自由裁量权弥补法律漏洞。司法官灵活处断案件,虽然判决结果往往和立法规定存在一定的出入,但基本上都做到了依法定罪,只是《清明集》中记载的案件情节相对轻微,法官一般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最后的判决,彰显了司法官务实的审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