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摊赌博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农村社区赌博的典型现象，社会市场化后，又重新兴盛起来。本文认为，番摊赌博已成为一个文化事实，镶嵌至特定群体生命历程的结构中，无论是其间个体的言语、身体与气质，还是权力、交往方式与象征性组织符号，都受着番摊赌博事实的投射。可以说，作为一种客观社会事实的番摊，不仅仅从宏观层面已经与特定的农村社区结构及其历史关联，而且从微观互动层面，也成为了特定社区中不可缺少的符号，或者用科林斯的话说，是互动仪式链中的关键结点。　　 笔者选择了桂南门村为基地做实地研究，以柯林斯的互动仪式理论作为理论依据及主要的反思对象，解释番摊在门村人生活场景中的意义。文中通过再现庄家的身份认同与股东的选择，参赌者的合作，庄家出借赌资，人们交流信息以及未成年孩子的表现等日常情境，说明了人们运用互动符号进行交往的过程。村民们聚集在一起参与番摊赌博就犹如是在进行一种互动仪式。番摊场靠一种由主要组织者带动的信任机制在运作，非赌村民的态度，面对警察时的表现以及沉浸于番摊赌博所产生的不协调，这些都呈现了村庄的生活场景。　　 番摊赌博是一种互动仪式，其越来越通过满足个体社会性的需求来生产自身的合法性，互动仪式理论也说明了经济因素不应该作为人们赌博行为的根本基础。在番摊活动的情境中，村民们面对面在场互动、对局外人设限、集聚注意力与共享情感体验等，这种在场仪式促使社会团结得以实现。这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在市场化的影响下出现了“消失”的困境之后，仍然得以存续的可能性解释。文章认为，通过某种来源于内部机制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重新激发社会形塑力——其促进社会重新寻找一种团结纽带——最终实现社会的重新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