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贸易利益分配问题都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一国/地区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所在。对贸易利益分配问题成体系的研究可追溯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他们分别用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来阐释了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所获得的利益大小，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也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产业价值链国际贸易利益传导中新的研究课题，贸易利益分配也出现了利益分配主体多样性、利益来源多元性、实现形式复杂性的特点。对贸易利益分配的研究不仅出现在国际层面，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贸易利益如何在国内进行分配。因此，如何用一种更为宏观与综合的角度去看待贸易利益及其传导分配机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也是本文的着眼点所在。　　 在中国外贸发展的60年中，中国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崛起，而入世更是造就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十年来，宏观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1％，由2001年的10.97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0.12亿元，翻了近两番，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由不到4％提升至9.5％，世界排名由第六位提升至第二位。对外开放的有利环境造就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巨大成就。　　 第一，对外贸易高速发展，成为出口第一，进口第二大国。一是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200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742.9亿美元，其中出口2492.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比重3.9％，居世界第七；进口额2250.9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比重3.4％，居世界第八。2010年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达2.97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1.57万亿美元，进口额1.39万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和第二大进口国。二是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步提高。2001年服务进出口额由726.1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3645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由333.4亿美元增加到1933亿美元，服务进口额由392.7亿美元增加到17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8.7％、18.38％及19.0％。同期在世界服务出口和进口贸易的地位从第12位和第9位至第4位和第3位。　　 第二，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实施顺利。一是当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截止2010年共吸引外资约7000多亿美元，占全世界吸引外资的比重从3％提高到8.5％。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对华直接投资，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80余家已在华开展业务。二是在对外投资方面，入世使中国的开放由单向型的招商引资转变为双向型的对外投资，企业开始大踏步地走向国际市场。从2002-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从27亿美元增长到688亿美元，增长了20多倍，年均增长速度超过65％，从世界第26位上升到第5位。截至2010年底，130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6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3172亿美元。　　 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贸易迅速发展，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个是1992年中国大幅自主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总体关税水平从1992年的43％降低到1997年的17％;第二个时间点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关税水平从15％降低到2010年的9.8％，远低于发展中国家46.6％的平均关税水平。在不断深化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受到贸易政策的开放以及关税、非关税壁垒减免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外贸依存度从1980年的12％迅速上升为2000年的近40％，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各类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一度达到65％，贸易开放度从1980年的88上升为2009年的97，中国已经成为最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应该说，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经济贸易发展迅速，更是有效的促进了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了中国行业产业的开放力度，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但同时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区域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行业利润和生产率提高也参差不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　　 对于区域发展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三个地区的GDP总量分别从1980年的2299亿元、1369亿元和63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6万亿元、11.7万亿元和5.2万亿元。在国家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战略带动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1980-2010年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高于中部的15.9％和西部的15.8％。虽然从表面来看，这三十年中国中、西部发展速度并未慢于东部太多，但从三地区GDP所占比重而言，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80年的32％下降到2010年的27％，西部地区从1980年的15％下降到2010年的12％，而东部地区则相应从53％上升到61％。从相对数字来看，三十年中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愈加明显。这只是在宏观经济大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地区差距，或许并不能充分说明这三十年中中国地区发展差距的现实状况。事实上中国的地区经济贸易发展差距，从对外贸易、外资流入、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收入、以及教育与社会发展指标等多个方面多个领域所展现出的巨大差距远比以上数字表现出得更为令人咋舌。　　 对于行业发展而言，生产与投资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影响不同行业的收入分配。在过去的30年中，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通讯成本大幅降低，以及各国政府逐步放宽资本管制，大量跨国资金在国际间不断流动以寻求最佳投资收益。这主要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FDI)的迅速增长，近年来中国吸收外资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其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从1980年的0.14％上升为2008年的近3％，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吸引外资大国。进入中国的FDI，在产业分布和变化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内FDI流入较多的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纺织业、电子元件、塑料制品等。这给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对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起到积极作用。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外资不断进入成长性高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如IT、汽车、通信设备、生物制药等，同时将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这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且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提高，但吸收的就业人数并不多。2000年以来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外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不到O.01％提高到2008年的1.24％。2010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的184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8.4亿美元，同比增长43.9％。对外投资的行业也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大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对外投资某种程度上会减少国内就业机会，但同时会给中国境内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收益。尤其是随着中国参与贸易、投资、生产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同阶层、行业和地区的收入报酬差异越来越大，以2005-2008年为例，IT和金融行业的平均劳动报酬最高，此外金融业、采矿业和文化产业的薪酬也较高，而农业劳动报酬则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对于居民收入分配而言，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对外贸易的增长可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对外贸易不仅仅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而间接影响就业，还可以通过吸纳或挤出效应而直接影响就业。很多学者都认为，近30年世界贸易增长的70％来源于这种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蓬勃发展。而中国则成功的利用了加工贸易方式，使本国的加工能力和比较优势进入了全球专业分工的价值链，在实现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的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同时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划分（每月38美元为贫困线，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农村贫困人口比重从1981年的46.8％下降到2005年的6.46％，城市贫困人口比重相应从9.29％下降到0.45％。Watts农村贫困指数也从1981年的0.733下降到2005年的0.08，Watts城市贫困指数相应从0.1133下降到0.0046。但在中国贫困人口大幅缩减，收入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我国也产生了收入差距拉大问题。　　 中国不仅在对外贸易的国内分配机制中存在失衡问题，在国际层面的分配也存在失衡现象。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依据产业链对要素密集需求程度及各国要素密集状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贸易利益的提升。在这个全球化的网络体系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充裕的科研经费，成为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源地，综合利用其优势占据价值链的高端，从事产品（包括服务）研发阶段和市场阶段：以台湾、韩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由于拥有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承担技术和资本密集的制造业部分；中国的经济起步较晚，承担资本和技术要求相对较低、劳动力熟练要求相对较高的装配制造部分。因此，虽然中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贸易上是顺差，但实际贸易利益获得方面确实逆差。　　 要切实实现国内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国就需要切实做到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切实做到能充分调动和利用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贸易的全面发展。同时，要积极对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基础性产业进行补偿，进一步扩大产业行业开放力度，提高这些产业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促进落后产业和垄断产业行业效率提高。此外，要进一步消除制约个体、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和进入门槛，切实建设好服务于农村和城镇私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只有切实建立起能有效服务于国内区域和行业协调发展的贸易利益分配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使各地区、各行业和各阶层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各地区能人尽其才，地尽其用。　　 对于国内层面而言，对于内陆欠发达地区，要实行比沿海发达省市更加开放和优惠的政策。要做到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与互动，实现贸易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与区域偏向性开放政策相配合。具体而言，要给予内陆欠发达省份开放性程度更高的贸易与外资政策，给予其更大的财税自主权。对于基础性行业和新兴战略性产业而言，要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加大对这些产业行业的补贴，并制定鼓励和促进这些行业产业的产业政策和税收优惠，加大农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只有东、中、西部地区实现了区域均衡发展，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实现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切实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降低垄断性行业的垄断暴利，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国际层面而言，要提高全球贸易产业链分工地位，利用多个平台维护自身贸易利益。一是要从多边层面积极参与WTO改革，使多边贸易体系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二是要加强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切实保障中国贸易利益。三是要双边层面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