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8月王宝强发布离婚声明以来,其事件背景、所涉谣言的热度占据了大量互联网用户的注意力,甚至掩盖了当时正火热进行的里约奥运会。在该事件的群体极化现象降温后,研究者和民众开始重视网络谣言传播的威力。Web3.0时代赋予互联网用户更多的特权,且用户在互联网上的活动和消耗在互联网上的时间价值给予重视,因此UGC(用户内容生产)才有了从PGC(专家内容生产)中脱颖而出的可能。正是这些亲民、新鲜的UGC网络信息给予了网络谣言更多的传播空间。笔者作为微信、微博的深度用户也深受其害,诸如2016年11月底朋友圈转发《罗一笑,你给我站住》;2017年2月的“辱母杀人案”于欢的一审判决的微博头条等等,可见网络谣言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损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司法公正。因此,笔者在网络谣言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与社会影响的双面性,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管控谣言。绪论部分对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参考文献、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背景进行叙述。第一部分是对谣言、网络谣言、谣言平行概念,以及谣言成因等的概念界定;厘清谣言和网络谣言之间的区别第二部分是对网络谣言传播模式的研究,本章借“三论”和网络传播的网状模式以及经典案例来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模式。第三部分则是对网络谣言的传播渠道进行分析。通过对传播渠道的细分,以便对网络谣言进行针对性管控。第四部分是对网络谣言传播主体以及社会影响的一次更为中性地分析,从地位、时序、动机三个方面界定主体。其次,正视网络谣言的民众“弱者的武器”、“权利补偿”等社会新“功能”,以及从三个方面探讨社会危害。第五部分笔者从政府、媒体、个体三个方面来分析我国网络谣言的免疫策略与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