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中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较丰富的国家之一,煤炭一直是中国的基础能源,煤炭的稳定供给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提供基础保障。从供给侧看,煤炭产能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突出,区域供需矛盾严重。从需求侧看,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继续下降,但是受中国能源禀赋的约束,煤炭作为中国的主体能源,需求总量依然较大。近年来,煤炭产业负担重,运行效率低、集中度低和产业链延伸不足等问题突出,产业扩张过度。中国已经步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面临从高速增长常态到中高速增长常态的阶段性转换,在能源消费结构大幅变动和高质量经济发展背景下,研究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寻找中国煤炭城市产业转型发展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现状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以具有“干中学”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数理模型,将煤炭产业发展抑制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这两种可能纳入到同一个研究框架中,以更加宽泛的研究视角重新审视煤炭产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产业结构演变和要素配置效率两个路径分析煤炭产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非线性影响的传导机制。利用2003-2017年44个中国煤炭城市样本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递归方程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得出了如下结论:(1)煤炭产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非线性影响,煤炭产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是有条件的,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代表经济体内各部门间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替代弹性参数。“荷兰病”修正模型中,解释了煤炭产业发展的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引导生产要素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流动,这种产业结构演变是煤炭产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非线性影响的传导路径之一。煤炭产业发展导致劳动和资本配置效率变动是煤炭产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非线性影响的另一个传导路径。(2)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是倒U型的。存在一个“诅咒”拐点,当煤炭产业发展低于拐点时,表现为“资源祝福”状态,当煤炭产业扩张过度并超过拐点时“资源诅咒”效应显现。制度弱化效应加剧了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煤炭产业发展对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源祝福”型煤炭城市的数量呈现出U型变化趋势,中国煤炭产业“资源诅咒”现象逐步缓解。西部煤炭城市煤炭产业的繁荣过程和政府干预加剧了煤炭产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西部煤炭城市的“诅咒”拐点低于全国和中东部煤炭城市的拐点。(3)产业结构演变在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起到了传导作用。“荷兰病”模型中服务业部门的支出效应略小于转移效应,煤炭产业发展一定程度地挤出了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受到“双重去工业化”而严重萎缩,这样的产业结构演变是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倒U型影响的成因之一。产业结构演变在煤炭产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的传导作用存在区域差异,西部样本组和总体样本的影响作用一致,中东部煤炭城市服务业部门的支出效应大于转移效应,煤炭产业和服务业得到发展而制造业的“双重去工业化”程度更严重,加剧了煤炭产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4)要素配置效率在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倒U型影响中起到了传导作用。煤炭产业发展对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产生了挤出效应,导致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发育不良,降低劳动和资本配置效率。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在煤炭产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在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低时,煤炭产业发展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煤炭产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转变为促进作用。要素配置效率在中国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的传导作用中存在区域差异。在西部,劳动配置效率是影响煤炭产业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关键,而资本配置效率变动是中东部煤炭城市煤炭产业发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倒U型影响产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