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城镇化步伐开始加速，这不单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变革，也对教师群体提出了更高要求。新的刺激不断渗透到乡村教师群体中，在冲击该群体的生活方式之外还深刻影响其人文精神。然而，时代转型给乡村教师带来的挑战并非前所未有、史无前例。回望民国，那个时代的乡村教师承受着西潮、新潮的冲击，在社会转型与新旧继替的多重压力下生活。乡村教师在时代困境中的一言一行体现了他们对社会巨变的理解和应对，依然可以对研究当代乡村教师的心理与行为有所助益，也必将对乡村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有积极贡献。民国乡村教师的生活已渐为历史的尘埃所覆盖，被当作既往陈迹放置于民族记忆的边缘，但该群体蕴藏的精神财富和教育价值，依然值得我们挖掘。所以，研究民国乡村教师的生活有其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一方面，可以加深对乡村教师群体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为当代乡村教师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再者，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历史的镜鉴。在中国大陆，1912-1949年的三十八年里为中华民国时期。民国乡村教师主要是指乡村学堂、学校里的教师，一般为小学教师尤其是初等小学的教师，有部分是改良塾师，极少数的中学教师。本研究以中国大陆的乡村教师群体为对象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以该群体的学校教学、社会交往、社会活动为主线并辅助之以刘大鹏、黄卓甫等乡村教师的个人生活史进行研究，提供一个微观的、生动地、形象的教师生活图景。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和生活史研究法，还适当借鉴口述史、教育叙事的方法。个人的生活或教师的生活是现实的、客观存在的，一旦被呈现出来，就有可能出现扭曲，难以真实的认知。事实存在于“客观世界”却又是通过“表达性结构”展现的，所以，对相关主体的话语进行分析，必然可以接近教师生活的真实状态。当然，通过研究乡村教师的生活，挖掘该群体在艰苦条件下的桑梓之情、职业情操、道德守望、家国情怀仍是此次研究的主要线索。乡村教师的种种生活现实与国家动荡不无关系，更与传统的乡村生活纠缠不清，因为这些新教师所面对的是一个有着良好组织、运行规律、聚落稳定的关系社会。传统乡村社会，人们有对祖荫庇佑的祈愿，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对守卫道统的坚持，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西潮汹涌，新潮乍起，处于“穷乡僻壤”的乡村教育也开始受到冲击。尽管其波动比城市要小很多，甚至有些乡村“纹丝不动”，但寻求变革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股热流不断冲刷原本平淡的乡村。伴随改革而来的新事物将会展现出巨大的能量或创造力，然而，它们并没有因此得到足够的认可；相反，它还被传统、守旧的势力排斥，给乡村教育带来不确定性的同时，也给乡村教师带来更多的挑战和机遇。新式教育逐渐向乡村推进，私塾余韵与学堂乐歌相间其间，教师即生活于该情景之下。普通生活之外，乡村教师肩负着传统中国的文明传承与近代西方的文化启蒙重任，也承载着教育进步、民族复兴的梦想。乡村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有专业人的特点也有农民性的取向。该群体部分是师范毕业，部分是中小学毕业还有些是旧塾师改造而成，鱼龙混杂。民国政府较为重视教育，故相关政策法规中的教师待遇极为可观，但规定中的待遇和实际调查中的以及教师话语表述的待遇有些差距。研究发现，乡村教师所得待遇相对微薄，战乱年代和通货膨胀之下，他们甚至轮流到学生家里吃饭，以抵消工资。总体来看，教师年龄在三十岁左右，若是加上自家田产收入，生活还算差强人意。同样身为乡村中的知识者，山西人刘大鹏和安徽乡村教师黄卓甫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与立场。刘大鹏所受的是传统儒家教化，并取得一定功名，对地方社会贡献大，但思想保守，对新学多有敌意，在学堂中教书的时光也乏善可陈。黄卓甫则是师范教育出身，在乡村小学中教读数年，用心教学、关爱学生并有相当的教育体悟。除此之外，从乡村教师中还走出来诸多的名宿甚至革命家，如毛泽东、钱穆等。乡村小学堂或学校多以庙宇、祠堂改建而成，另有部分为私人住所改造而成，校舍破旧、人员不整、设施不全的景象已成为当时的常态。有些学校没有挂牌，外观与寺庙祠堂或农家并无二样；或者外面是学堂招牌，实质却是私塾教育。乡村教师面临上层国家意志与下层乡村生活惯性的双重压力，多数时候还要面对塾师的挑战和学生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困扰。尽管该群体所处的教学环境较为恶劣，但这没有挡住他们的教学热情。相对来说，师生关系较其他时候并没有太大差别，这与交往主体的脾气、秉性联系密切。在教学之余，他们也有自己的娱乐休闲甚至教学反思，偶尔参加相关技能培训。新式教育所走的是“园艺文化”路线，传统教育则更加粗放，偏向田野。新教师在更加规范、专业的框架内实践教学、传播知识，这对现代国家的发展来说是有利的，但它与乡村社会的“自由散漫”、“自我放逐”产生了极大的抵牾，该群体不得不面对由之而来的冷遇与拒斥。逐渐专业化的乡村教师也不得不超越规范框架，走向乡村、进入社区，如此一来，他们必然躲不过与乡民或其他知识人产生相应的纠葛。民国时期，多数乡村士绅、塾师等旧式知识人依然较为活跃，并有部分人继续参与中国的教育事业。尽管已经废除科举，士绅、塾师等旧式文人依旧潜藏着巨大的威慑力，多为乡民所佩服，他们基本上被视为地方上的守护者、执法者、审判者、指挥者。如果这些知识人真的满腹经纶、道德高尚，那么他们的话语几乎成为号令，甚至可以被看作乡村社会的“立法者”。尽管民国之后，这些群体的合法性开始丧失，文化权力逐渐变弱，新生的乡村教师群体依然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其相互关系主要是教师对士绅的依附和反叛；教师与塾师的博弈与合作；教师对乡民的妥协和改造。这也提示我们，教师还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一面，在传播实用知识、参与乡村建设以及参与社会革命等方面都有他们的身影，为地方、社会甚至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民国大时代中，乡村教师面临社会转型与自身职业形塑，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遭遇了诸多的误解与困惑，身心受到深刻影响。乡村教师的角色定位莫衷一是，社会地位有所下滑，乡民对该群体的认知亦是有褒有贬，如以“文化人”、“知识人”、“洋书先生”、“教书匠”、“孩子王”、“叫咕咕”等称谓冠之。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乡村教师群体最终克服了时代局限、生活困境、个人素养的种种制约，为乡村教育的延续、发展以及新式教育的渗透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艰苦条件下该群体所体现的心系桑梓、忠于职守和家国情怀令人敬佩，这群小人物铸就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印象也成就了他们的人生情怀。乡村教师需要完成国家推进新式教育的任务又要顾及传统生活的诉求，他们在新旧夹层中展开工作，生活难免不受影响。新式教师受制于时代潮流与社会发展，遭遇乡村疏离、职业困境在所难免，此乃个体难以超脱的亦是专业群体所共同面对的。教师需要完成相应的任务也需要为社会、社区做出贡献，但是，他们首先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保障和支持。如果国家应该改善自身的话，那么人必须先振作起来，必须把自己看作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这启示我们，外在的暴力行为与因循守旧并不是好的办法，为人师者更不能消极忍耐、被动等待，反倒是要坚定信念与立场并在自我批判中克服外在影响和内心困扰，坚信自身专业知识与能力的重要性。首先，克服个人追求中的“物化”倾向，确立高尚、道德的生活方式；其次，打破自我定位中的“固化”现象，树立积极、自信的时代形象；再次，关怀他者并悦纳自我，完成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