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复译,贵在创新与超越。名著复译中,前驱译者如何对后世施加影响?后世译者如何实现阐释上的创新及对前驱的超越?迄今为止,这些问题尚鲜有人论及。本文基于对《孙子兵法》复译的个案研究,尝试对此进行探讨。作为最有影响的中国古代军事典籍,《孙子兵法》以其文本的开放性与召唤性邀约众多译者对其进行多元解读与阐释。复译将竞争机制引入同一部作品的翻译,《孙子兵法》译者间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争夺读者、争夺市场、争夺翻译史地位的激烈竞争,其中英文译者间的竞争尤甚。前驱译者由于时间上的先在性几乎将《孙子兵法》阐释空间使用殆尽,其译本为后世译者树立了阐释标准,阻碍着后世的阐释创新,因此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后世译者如果接受前驱厘定的阐释标准,其译本将被视作前驱译本的复制品,没有什么独到之外,后世译者也将处于前驱影响的遮护之下,难以获得翻译史地位。为扭转迟到劣势并廓清自己的阐释空间,后世译者需要创造性地误读前驱译本,对前驱译本进行批评和修正,进而突“破”前驱的影响,确“立”自己的强力译者地位。本文将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引入《孙子兵法》复译研究,结合翻译研究主导范式的嬗变,分析后世译者误读前驱译本的各种方式以及这些误读方式的演变轨迹,力图把握《孙子兵法》复译史上不同译者间的影响关系。在翻译研究语言学范式萌芽及确立时期,译界强调原作与译作之间的语言分析与文本对照,注重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对等、等值或等效。这种做法直接影响并促成了本时期后世译者误读前驱译本的主要方式一语言学误读,即从语言学角度对前驱译本进行误读,重在突显后世的译本与原作间较前驱译本更为对等、等值或等效,有时后世译者还会基于前驱译本中的表达不当或不妥,从语言层面对前人译文进行批评和修正,以显示后世的译本更胜一筹。就《孙子兵法》翻译而言,强力的后世译者往往选择以语言层面为突破口,对前驱译本进行语言学误读,突显前驱译本中的表达不当或不妥,反衬后世译本的优越。作为首个英文译者,卡尔斯罗普对《孙子兵法》进入英语世界具有开疆拓域的作用,因而可视为《孙子兵法》英译史上的第一个强力译者。贾尔斯从文献学角度入手,对卡尔斯罗普译本中的多处误漏提出尖锐批评并加以修正,消解了卡氏影响,成就了贾尔斯自己的强力译者地位。格里菲斯以军事学角度为切入点,对贾尔斯译本中的误漏提出审慎批评并加以修正,突破了贾尔斯的影响,成为语言学范式时期唯一一位能与贾尔斯相提并论的强力译者。对原作与译作间语言分析与文本对照的过分关注极大地阻碍了后世译者的阐释创新,后世译本中或多或少地带有贾尔斯译本或格里菲斯译本的烙印。在贾氏译本、格氏译本的遮护下,其他译本的生存空间被大幅挤压,新译本推出的数量较为有限,《孙子兵法》英译活动陷入了低潮。在翻译研究文化学范式主导时期,译界强调将原作置于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翻译,注重翻译与文学外因素的联系以及翻译在文化系统中发挥作用的方式。这为译者解读原作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也为《孙子兵法》之类的名著复译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间接促成了本时期后世译者误读前驱译本的主要方式—文化学误读,即从文化学角度对前驱译本进行误读,重在强调后世的译本能够塑造出全新的文化形象,突显前驱在文本解读与阐释方面的视域狭隘与拘泥守旧,从而使前驱译本相形见绌,实现后世译本的“逆崇高”。就《孙子兵法》翻译而言,强力的后世译者往往选择从改变译本塑造的文化形象入手,对前驱译本进行文化学误读,以突显前驱在《孙子兵法》解读上的拘谨,反衬后世译者在文化形象塑造上的创新。R.L.翁译本以日历式学习手册的文化形象呈现,梁荣锦译本以通俗连环漫画的文化形象呈现,加葛里亚蒂译本改写系列以实用谋略指南的文化形象呈现,均颠覆了贾尔斯译本与格里菲斯译本塑造的汉学经典与兵学经典形象。R.L.翁、梁荣锦与加葛里亚蒂是文化学范式时期的三位强力译者。《孙子兵法》英译史中后世译者误读前驱译本以及误读方式与翻译研究主导范式联动的事实表明,前驱译者对后世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甚至对后世的成长起着阻碍作用,他们之间的影响关系不是后世译者对前驱的模仿、继承、接受和吸收,而是后世译者对前驱的误读、批评、修正和改写。历史是由强者书就的,一部《孙子兵法》复译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强力的后世译者误读前驱的历史。图14幅,表11个,参考文献16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