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提出了“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已有一批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已经探索出一些“走出去”的成功经验。政府针对企业的国际化制定了不同维度的政策,这些公共政策是否涉及到国际化的不同阶段,满足企业的国际化需求,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工具的组合与选择是否恰当。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针对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推动企业国际化的公共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以期从工具视角评估政策的合理性,并对完善企业国际化的政策制定进行讨论和提出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是:第一,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政策工具的视角,构建本文的政策分析框架;第二,基于政策分析框架,根据“环境侧—需求侧—供给侧”三维度的政策工具探讨企业所在的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的不同阶段中政策工具的应用现状;第三,从目前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结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企业国际化中政策工具的经验总结,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政府在企业国际化中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优化提出切实可用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政府主导阶段,这个阶段政府对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发展起主导作用,所以政策工具多倾向于使用环境侧的政策工具,通过目标规划和“法律规制”限制或扶持企业所在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国际化发展;在市场主导阶段,政府在此阶段使用的政策工具不再以限制或扶持企业所在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国际化发展为主要目的,而是加大对供给侧政策工具的使用,例如对信息支持和社会保障政策工具的使用;在创新阶段,推动企业所在的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有利于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市场的话语权,以及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政府在此阶段加大对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工具的使用,例如增加政府采购、财政支持和社会保障等政策工具的使用。第二,不同阶段中政策工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运用不同维度的政策工具为吉利的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地方政府在制度环境下,运用了不同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手段有针对性地推动了吉利创新生态系统的国际化发展。第三,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中政策工具优化对策主要是从以下两方面:一是加强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政策工具的协同力度;二是进一步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国际化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