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其社会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并不是与韦伯对法律社会学、支配社会学、经济团体行动和政治组织行动等社会理论的分析相分离的一个独立的科学学说(Wissenschaftslehre),而是构成韦伯社会理论的具有“逻辑学”意涵的基本理论分析架构。它体现为,韦伯在分析现代社会理论或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时,所使用的“价值自由”(Wertfreiheit)预设、“理解”概念(Verstehen)。韦伯用这些概念建构了“理想类型”(Idealtype)的类型学分析、组织行动及其意义之间的“因果关联”的发生学分析、理性化(包括伦理理性化、法律理性化)的程序技术分析和方法论的核心运作程序分析。韦伯通过它们对支配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社会理论的具体分析来展现其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哲学、法哲学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使得韦伯的社会理论分析之所以可能的基础,正是这个他试图建构的具有“逻辑学”意涵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但是,韦伯在建构这个社会学方法论体系的时候,面临一个巨大的建构困境。因为,个体及其行动不但承载自身的意义价值或自由,还承载着其意义或自由所在的社会秩序的实际运作程序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化进程。这正是由理解个体及其行动的意义和价值,进入到理解个体行动中,所具有的价值自由的诸意涵的“方法论一逻辑学”分析次序。而个体行动的自由在社会行动的秩序中的实际体现,却集中于具有法律、支配、科层化等“权力一分配”形式的社会行动或社会关系之中。这样一来,韦伯的方法论建构工作,一方面仍然从理解概念与价值自由对“解释脉络”、“类型学”分析、“发生学”分析等角度来建构。但另一方面,由于价值自由的诸意涵在这个层次的建构步骤中体现出其自身的冲突,以及它们与理解概念的诸意涵之间的冲突。因此,我们的研究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来展开分析和理解,它就是:韦伯的方法论体系在进入对组织行动及其所从属于的诸社会秩序问题的层面的分析中,似乎面临一个自身解构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