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抗战初期上海“孤岛”文学中的散文创作出发,发现其中所凸显的两大理性内核,即人文理性和革命理性,因为“孤岛”文化语境与创作主体的写作姿态和价值取向的互动,在此时呈现出特殊的存在形态。其中既有维系传统的部分,又在“孤岛”上得到了重新整合。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它们在“孤岛”语境中产生的价值倾斜和选择焦虑,以及彼此之间的矛盾,紧张,包蕴和交融。 我们将对“孤岛”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两大理性精神各自的发展轨迹做详细阐述。在抓住不同理性精神内核本质特征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在“孤岛”环境中不同力量的合力对它们各自所产生的影响和整合,以及这种整合作用于散文文体中的表现。 其中,人文理性延续了“五四”文学传统中的自我言说以及对“人”的价值寻找和生存关怀。同时,它也与“孤岛”语境中以革命理性为核心的主流思潮和海派文学基础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亲近与交融。因而赋予散文文本更成熟和多元的话语表达,也使“孤岛”散文在整体上呈现出更完整和多层次的风景。 而直接来源自30年代“左翼”文学的革命理性表达,无论从作家队伍、散文数量、还是主体思维上来看,它在“孤岛”散文创作中的主导位置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在这种绝对优势以外,作家在其散文作品中,也流露出理想主义与现实矛盾之间产生的灵魂撕裂。同时,我们也发现,这时期的革命理性也用多种话语实践和文体尝试来寻求散文文本的生存之道。 从这个角度看去,我们发现,“孤岛”散文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抒泻,也不是空有对政治理念的口号式图解,在文本中因为理性精神面貌的复杂性而带来意义的多重解读和隐喻性。它随着作家理性精神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还原了“孤岛”散文作家真实的写作姿态和价值取向,以及散文创作原有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同时我们也对“孤岛”散文文体的流变趋势有了更为丰富和多层次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