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我国工业的不断发展,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也逐渐成为国家发展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随着绿色浪潮的发展,绿色金融、绿色信贷也悄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商业银行作为最大的资金流动基地,其也需要承担一定的环境责任。在实践中,商业银行为排污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这本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必不可缺的一环。但如若发生排污企业面临破产的情况,造成的巨大环境污染难以赔付,生态环境修复问题得不到解决,环境权益受到侵害的人们得不到赔偿,政府买单的情况就会层出不穷。商业银行作为投资人,若对其授信行为尽到相应监督管理义务,这样既可以减少环境污染的发生,缓解环境治理费用问题,还可以加强商业银行作为市场主体之一承担相应的环境社会责任和环境法律责任。商业银行的范围主要界定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无论银行是哪种形式,是国有银行、亦或是民营银行、农村信用社,只要是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及《公司法》规定的成立条件、接受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同时经营吸收公众存款并发放贷款业务,就可以认定为是本文所指的商业银行。早期绿色信贷原则是商业银行自愿遵守的,但缺乏一定强制力导致实施效果不尽人意。所以将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义务上升到法律层面,由法律强制力监督实施才能逐步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最终目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本质还是属于民事法律责任,其还需要遵从法律责任的内部逻辑,即对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在我国相关绿色信贷法律文件中,商业银行贷款人的审慎授信,监督检查义务也列入其中,若商业银行违反这些义务就有可能承担环境民事法律责任。赤道原则的产生与绿色信贷的发展,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的实际运用以及商业银行环境社会责任,都推进了商业银行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发展与完善。商业银行的具体义务主要有三个阶段,一是在授信行为发生前对借款人以及借款项目的环境风险检查义务;二是贷款使用过程中商业银行对贷款人和抵押物监督和审查报告义务;三是贷款到期后抵押权若实现,则商业银行可能变成高度危险物的所有权人,对高度危险物的环保义务。当然,一味加重商业银行在授信行为以及授信过程中的责任,是否会对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权以及市场经济活动造成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如何规制也是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目前,我国绿色信贷方面也有了阶段性的发展和进步。对商业银行贷款人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从2007年的《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到2017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其中已经不断提到商业银行的环境责任,各省市也不断响应中央号召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各地也开始了时间尝试。但我国立法仍然存在立法层级低,责任不明确等问题。对于商业银行承担环境民事法律责任如何具体实施,美国、英国、加拿大美国作为典型国家,都通过判例确定了商业银行贷款人的严格责任。美国通过《超级基金法》对污染源的产生者以及高度危险物的占有人和管理人施行严格责任;加拿大对危险物“控制”的范围理解非常广泛,商业银行完全可能因为占有抵押物而承担环境污染责任;英国将环境法律责任分为占有着责任和参与者责任,赋予法院的解释权亦十分广泛。在责任认定方面,本文认为我国应当结合国外经验,将商业银行的行为分为作为和不作为,成为直接责任人或间接责任人。商业银行在授信阶段负有监督和报告义务,若违反相应义务或者明知而放任则需要与直接污染人承担连带责任;在抵押权实现以后,商业银行成为高度危险物的占有人则负有清除危险或者保证危险不扩散义务,此时若发生环境污染,则商业银行与危险物的制造者一起承担环境污染连带责任。另外,商业银行在对抵押物进行处理弥补贷款损失时造成环境污染,有可能使商业银行成为直接责任人,承担环境污染责任。在免责事由方面,商业银行作为责任主体时与一般主体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免责事由不同,应当加入担保利益免责以及无过错免责。理论指导实践,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立法方面采取整合型的立法方式,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之上,以《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和《商业银行法》为核心并整合其他金融以及环境立法,将潜在责任人的概念纳入其中,明确商业银行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另外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并与之做好连接也是实现商业银行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的重要步骤,健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制定统一的环境实施标准,加强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配合,以达到实现我国商业银行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