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史的出现源于对“情感”概念的解构。如今惯用的日常性情感概念是现代思维的产物,它的形成经历了笛卡尔的二元论和埃利阿斯的情感理论等重要节点。这种情感概念没有经过历史学家思维的审查,成为了历史叙事中的“日常用语”。情感概念的解构促生了历史学家对情感的历史化思考,情感的历史建构性表明了情感有其自身历史,情感史的书写拥有了理论根基。在此基础之上,对法国大革命的情感研究成为可能。在大革命之中,情感并非历史的偶然因素,情感的历史化使得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代的情感风格。自启蒙运动至大革命时期,法国经历了自然情感扩张的过程。十八世纪英法知识精英建立了自然情感的情感风格,英国道德哲学家夏夫兹博里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对自然情感作以理论化阐释。革命精英深受自然情感影响,并且将其作为自己获得政治声誉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无论是罗伯斯庇尔、布里索或罗兰夫人,他们深信自然情感的政治影响力并善用自然情感获取政治资产。伴随着革命的进程,革命精英企图大幅推广自然情感。他们试图利用国家权力使自然情感成为社会性情感规范,这一情感控制的企图得到了实现。一方面,“嫌疑犯法令”和“牧月法令”表明了山岳派情感控制的意志;另一方面,诸多现象表现了民众的情感表达受到极大压抑,情感控制带来了真正的“恐怖”。情感控制的成功滋生了民众的情感痛苦,自然情感的逻辑最终埋葬了自身,这成为恐怖统治结束的重要原因。从情感史角度看待法国大革命,这拓展了大革命史研究的视野。情感史为“恐怖”等大革命热点问题提供了解释工具,它为大革命的发展进程提出了全新解读。在情感史视野之下,法国大革命展现了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