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是一项以人类学家为个案的学术史研究，意图通过民国人类学家陶云逵，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及理论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虽然本报告是从人类学角度展开论述，但是所关注的问题却关涉到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体。在193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形成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燕京学派还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主流学者，都曾不同程度参与到“文化”与“文明”的论战之中，并很早便开始思考如何从“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来理解整体中国。从1950年代开始直到学科重建以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文化”一词在国内社会科学界受到冷遇，“民族”、“社会形态”、“国家”与“社会”等成为主流的关键词。在此情况下，对外在于人类团体的各种约束机制——如权力、政治和制度等，予以绝大关注，而对于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却甚少发掘。而在国际学界，“文化”概念经过“二战”之后一段冷寂时期，近年来重新成为热点问题。　　基于上述思考，本报告尝试开始总结中国学人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和发现。　　本报告将以陶云逵的人类学为个案，说明关注精神世界的社会科学曾经存在于中国，且依旧对人们有启发。　　重新“发现”陶云逵的理由，在于他是第一位用“文化”理论来做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正视“文化”自身的客观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提出过精彩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仅是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们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陶云逵并不是一位简单地引进西学概念来解释中国经验的学者。他所理解的“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图式，是以区域为基础，由数个族团所共享，具有超越“国家”与“社会”的独立性。通过云南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他从文化史、宗教与神话、仪式等方面考察文化的观念图式如何层层落实在社会与个人上，并通过边政学研究对“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提出了更具动态的设想。　　与此同时，也发现了陶云逵文化理论与他的民族志之间不相吻合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文化理论难以解释，作为“文化”核心的volksgeist（民族精神）在西双版纳地区为何呈现出了双重结构。从他的困境出发，本报告尝试从volksgeist的历史化的角度，一方面澄清volksgeist之所以被认为与民族主义关联在一起，是由于国家—社会这一思考维度被过度放大的结果。另一方面继续探索“文化”的内在结构对于理解文明史有何意义。因此，对陶云逵西双版纳田野的再研究构成了本文的第二个主要内容。　　根据陶云逵的文化理论和民族志，本报告在结论中主要从两对关系概括他给人们的启发:一是“文化”对“国家—社会”的制约，二是“文化”与“文明”的相互制约。这两组关系为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更为客观的角度，并能够将“文化”从政治权力的钳制中解放出来。陶云逵的民族志和边政学研究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对他田野的延伸，是要看到现实中文化、文明、国家—社会三者的相互包含，同时只有承认这三者的共同存在，才可能构建一种不仅开放，同时也追求均衡和宽容的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