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来源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之一,进入21世纪的短短10年,中国就超越法、英、德、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如何继续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可持续的增长,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的研究正是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之谜进行深入分析。20世纪90年代末,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进行了较为深度的市场化结构性改革,从而产生了大量要素的跨界跨国流动。具体的,政府开始了以“抓大放小”为主旨的国有部门竞争性改革,即国有企业“抓好大的,放活小的”,这使得大量生产要素从国有部门流向了竞争性的非国有部门;另一方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功谈判使得中国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成员之一,不断增长的出口使得知识要素流入国内,快速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使得生产要素从国内部门逐步流入到了外资部门。要素的流动产生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发了经济的效率变革。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使用ACF生产函数估计方法,获得了制造业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进而计算得到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成本加成率。在具体的测算过程中,本文借鉴LP的思想,使用中间投入代理生产率,同时控制了企业层面的所有制、出口状态变量,利用GMM方法在第二阶段估计获得生产函数各参数的一致估计。基于企业层面成本加成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结果,本文从知识要素跨国流动、生产要素跨界跨国流动探讨了要素流动对制造业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知识要素的跨国流动是中国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获得成本加成率提升的一个原因。本文的第三章提出了企业出口提升加成率的机制假设,进而在第四章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该假设。结果显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出口获得了加成率的提升,创新力提升是该机制的中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出口过程中,知识要素从海外市场跨国流入到了这些国内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后者利用流入的知识要素提升了创新力,从而最终提升了市场势力(成本加成率),本文用企业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量作为企业创新力的代理,两者结果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出口却并未提升加成率,创新力作为中介亦未发挥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相似的作用。第二,外资进入使得生产要素从国内部门跨界流入到外资部门,要素的流动使得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这一过程解释了 1998-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9%。1998年,外资部门企业相比国内部门企业拥有将近40%的生产率溢价,随着前者在国内的扩张,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从内资部门流入外资部门,使得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这一过程解释了制造业1998-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9%。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内资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更快,这令两个部门的生产率差异逐渐减小直至消失。从部门内部生产率的动态演进视角来看,将生产率增长分解为企业的净进入、企业的内生增长和要素优化配置,结果显示企业净进入和企业内生增长在制造业整体、内资部门和外资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第三,国有部门改革使得生产要素从国有部门跨界流入到非国有部门,要素的流动使得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这一过程解释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25%。1998年,非国有部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比国有部门企业拥有100%的溢价,国有部门改革使得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流入到非国有部门,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扩张令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这一过程贡献了制造业1998-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25%。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国有部门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增长更快,到样本期最后一年2007年,两个部门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差异缩小到了 40%。从部门生产率的动态演进视角来看,将生产率分解为企业的净进入、企业的内生增长和要素优化配置,结果显示,制造业整体生产率增长中,企业内生增长和企业净进入发挥了主要作用,非国有部门亦有相同的结果,但国有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中,企业的内生进步和资源优化配置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本文从三个视角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中效率增进的来源所在,即企业出口获得创新力提升,外资企业进入和国有部门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本文的结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