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变乱中，四川人口大量损耗，前后进行了将近200年。20来个省籍的移民、流民，主要从东、南、北不同路线进入四川，对该省人口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由于人口迅速增长，人口密度加大，人均耕她减少，人地关系逐步紧张，出现了人口往周边省区逆向迁移的现象，甚至酿成新的社会动乱。 　　与人口政策相适应，清政府在四川的土地政策亦涉及到多个方面。早期移民与土著占地甚广，稍后即开始土地的自由买卖与租佃。农民采用梯田、冬水田技术，改土造田，在土地利用上由相放转向集约，但一些山地的利用仍较粗放；玉米、甘薯、马铃薯的引种，促进了边际土地的开发利用。 　　清代四川乡土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晚清时期，洋货入川，农业多种经营结构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显示出强盛的活力。 　　农具、农田水利、品种、肥料、耕作制度、管理与加工等，构建起乡土技术的基本内容。 　　水陆交通直接影响到农副业的商品化，而从贸易的基本内容来看，农业与商贸直接关联。清代四川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充分利用既有的交通条件，使粮食、经济作物生产-贸易取得了相当成就。然而，由于四川对外交通困难重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副业生产的商品化。 　　与“三农”关系密切的社会组织较多。如此众多的社会组织交织在一起，再加上社会风俗与文化，形成巨大的“合力”作用。清代四川移民文化呈现出从隔离走向交融的趋势，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习俗的稳定-变迁有着内在关系。农业生产习俗、农民生活习俗、农村游艺与文艺习俗，皆有丰富的内容。 　　即便是成都这等大都市，亦带有显著的乡土文化特色。社会控制(如抑制腐败、法律底线等方面)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清前中期，四川自然灾害后果不太严重，但晚期灾害加剧，社会救济难以到位。农村土地兼并与贫富不均的现象，增加了社会危机。 　　从“多维一刻”的文化功能观点来看，过去的历史不仅仅属于过去，也不仅仅是当代史，还会连绵不绝地牵动着未来的神经。“三农”问题甚巨，需要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与巨大努力，从技术、经济、社会等不同层面进行认真研究，逐步加以稳妥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