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人权进步与边疆稳定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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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伊始考察云南时提出要把云南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目标,足见云南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稳定在国家战略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众多影响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中,少数民族群众人权的保障和不断进步是重要的、关键的要素。本文以云南少数民族人权进步与边疆社会稳定之间相互关系为主线,以如何更好地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为落脚点和归宿,着重研究和探讨了在云南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少数民族人权进步与边疆社会稳定之间的内在规律和特性,并通过对比研究获得云南少数民族人权发展与边疆社会稳定的宝贵经验、深刻教训和重要启示。少数民族人权一词在当前越来越频繁地被学界和社会各界所使用和关注,然而不同的人在使用时对于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和意指却往往大相径庭。不管是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旨趣:保存自己、不断发展。遍观国际国内所有关于少数民族人权法的诸条款,都可以归结为这两大类权利。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可以把少数民族权利体系的内容按照从低到高的逻辑顺序简单地概括为“两大类四小类”,两大类权利就是保存自己的权利和不断发展的权利,简称广义的生存权和广义的发展权,它们各自又包括两个小类权利,广义生存权包括狭义生存权和平等权,广义的发展权包括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和参与经济、文化、社会等公共生活的权利。这一界定厘清了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人权概念使用中存在的混乱局面。如果单纯从理论层面分析,人权进步与社会稳定之间有着紧密而又直接的关联。从人权对社会稳定的单向影响看,生存权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最首要的人权,而且对社会稳定有直接的影响;平等权不仅是指名义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实际上的平等,国际上因各民族之间实际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动荡至今仍在一次次地上演。政治权是把“双刃剑”,解决政治权的关键是要把公民政治参与权纳入到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有序化的轨道上来。其他如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权利也会对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反过来社会稳定也为人权进步提供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但对于社会不稳现象也要具体分析,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草木皆兵。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可以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如何构建起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良性互动关系。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格局和历史进程是分析该地区产生民族和社会矛盾的起点,构成了云南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民族和社会矛盾的“基因”。在新中国成立前,虽然个别朝代也有对民族地区施以“仁恩”减轻剥削的政策,但本质上看由于落后社会制度下统治者制定的反人民反社会的以及不合乎现实要求的一系列民族政策,人为地制造社会混乱和动荡。在整个封建时代,民族政策表现出很鲜明的人治色彩,随意性很大,总体上看云南边疆地区乱世的时间大于治世的时间。其间一个基本规律是当某个朝代国家统一中央强大时,边疆地区百姓对中央向心力增强,更容易稳定,反之则反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特别重视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权发展,使该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存权、族称权、平等权、政治参与权、物质帮助权和社会权益都有了较大进步,该地区的社会稳定也由建国之初的极度不稳定迅速趋于稳定,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与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分析云南民族地区当时的各种现实问题和矛盾,提出以民族团结为首要目的、以“慎重稳进”为指导方针、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这一领导思路分不开的,这一阶段是民族工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也是人权变化最显著的时期。自1957年冬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指导,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人权的破坏活动愈演愈烈,使得该地区人民的生存权、人身自由和名誉权、政治参与权、物质帮助权、教育文化权、保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和持续发展能力都受到严重摧残,此间影响社会安定的事件也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党在这一地区的执政基础受到了严重侵蚀和削弱。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云南省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政策措施,使云南民族关系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尽管改革初期因各种利益冲突也发生了一些争端和矛盾,但绝大多数是可控性的群众内部矛盾。进入新世纪以来,云南边疆地区也与全国一样进入矛盾高发期,造成民族矛盾和冲突的潜在因素仍然大量存在,因经济利益造成的冲突高居榜首,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由于各级党政领导对少数民族人权进步工作高度重视,在长期的民族工作中创立了一整套防范调处机制,所以单纯因民族和宗教造成的冲突尤其是类似民族分裂这样的严重事件在云南却并不严重。当前影响云南少数民族人权进步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障碍和挑战主要是三类:一类是因边境民族地区自身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落后造成的,另一类是由于境外安全局势恶化因素造成的,还有一类是由于边境地区群众人权意识缺失造成的,对此应从加大边疆民族地区人权保护力度的视角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云南人权进步与社会和谐稳定关系的经验和规律也可以为我国其他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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