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未改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状的基础上,通过调整量刑结构加大了该罪的惩处力度,无疑加大本罪理论热议和重刑隐忧。定罪方面,简单罪状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引发司法实践对“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吸收行为”、“公众存款”等构成要件的理解偏差,从而造成“口袋化”趋势而与刑法谦抑性相对立;量刑争议聚焦于2022年《非法集资刑案解释》对量刑规则的修改是否存在现实依据,法定刑的提高是否造成重刑主义的泛滥。面对司法亟需和量刑新修,以2021年1087份判决书为研究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定罪部分进行归纳分析,全面理解各理论争议在司法认定中的事实状态;其次通过SPSS软件中的回归分析法构建本罪量刑因素与裁判结果的线性回归模型,借此探究现行量刑规则适用现状和弊病,为司法解释修正量刑规则找寻现实依据。除前言和结语外,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提出问题”。定罪方面梳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四个构成要件的理论争议:侵害法益不明确、“非法性”特征模糊、吸收行为口袋化、公众存款难界定。横向比对不同学术观点,发现该罪法益争议存在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一是对刑法规定较为笼统的金融秩序细化为多个类别,二是主张在原有法益基础上引入资金安全重新定位本罪的保护范围。“非法性”的理解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前置性金融规范是否包含部门规章,衍生出扩张说、限制说和折中说,二是“非法性”特征认定存在一元标准和二元标准之分。与此同时,学界对于非法吸收和变相吸收的理解主要从行为特性入手,缺乏对行为类型的系统性分析,“公众”和“存款”这两大概念的释明,也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量刑方面,刑法新修引发学界对本罪重刑主义的担忧,在缺乏大样本、大数据对量刑全貌集中反映的情况下,通过分析原有量刑规则司法适用之弊端和量刑影响因素,有利于为本罪量刑新修探寻现实依据和修改方向。第二部分,定罪实证分析。将反映四个构成要件的七个定罪要素作为统计维度,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类型化分析,以直观数据表示司法实践中各定罪要素统计因素的占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与理论学说进行契合度分析,以此探究司法实践对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状况。结果显示,司法实践中法官模糊认定法益的内涵,回避对前置性金融规范的援引,僵化适用“未经许可”的一元形式标准,忽视对实质标准“借用合法形式”的说理,导致非法吸收和变相吸收认定的混乱;此外,司法实践普遍关注“公众”的“不特定”而不当忽视“众多性”特征,并怠于审查存款用途,无形中造成了该罪的扩大化适用。第三部分,量刑规则适用现状和特征研究。运用描述性统计法、SPSS软件中的线性回归模型对旧版《非法集资刑案解释》的量刑机制进行研究,考察结果显示,两档法定刑尺度的设定,难以应对量刑因素对预防刑减少的显著影响,加上立案标准较低,量刑呈现轻罪重判、重罪轻判的失衡特征。与此同时,法官时刻面临量刑基准选择之困境,限额罚金制上限较低之难题,使得无论是自由刑和罚金刑,都存在量刑不公的问题。最后,缓刑的适用率虽高,但存在适用标准不一的问题。第四部分,反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规则和量刑新修,并提出完善建议。定罪方面,首先将本罪法益明确限定为国家关于吸收存款的金融管理秩序,避免从秩序客体偏向利益客体范畴;其次完善“非法性”形式与实质二元认定标准,区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以行为特征和存款用途等客观方面推定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最后,存款用途用于生产经营的,以“集资人是否向集资参与人透露集资活动的必要信息”作为划分对象特定与否的标准,从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为“公众”设立可量化的人数标准,从而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量刑方面,《非法集资刑案解释》提高入罪门槛、最高法定刑和罚金刑数额,对缓解轻罪重判、重罪轻判这一量刑失衡问题具有现实意义,但同时应重视重刑风险,谨慎选择量刑基准,规范化退赃退赔的适用,积极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做到量刑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