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表达的核心观点是,宏观社会变迁、行为体之间的循环互构与组织内部的动员策略共同影响着庇护运动的兴起、发展或式微。198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人士发起庇护运动,旨在为中美洲难民提供各种援助;同时向美国政府当局施压,要求其停止介入中美洲内战,停止驱逐逃离暴力的中美洲难民。庇护组织经过持续的人道主义努力和政治斗争,该运动在1990年代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07年,社会运动人士发起新庇护运动,旨在为可能被驱逐出境的无证移民提供庇护,但由于难以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该运动的有效性存疑。随着运动的发展,庇护实践的方式也随之不断变化。“庇护”一词在1980年代的背景下是指庇护组织出于对中美洲难民的同情所做的人道主义工作,而21世纪以来这个含义演变成庇护积极分子对无证移民的帮助与地方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不合作政策。宗教观念赋予的使命感和庇护场所的提供并不是所有庇护实践的特征,也包括庇护城市的设立或扩大庇护网络的努力。宏观社会变迁是庇护运动发展的催化剂。由于庇护运动带有的跨国主义性质,外部行为体——美国政府的外交和移民政策考量——在庇护运动的生成和发展中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变化的社会环境包括难民和非法移民数量、非法移民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来自民众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宗教等分歧,这些因素对庇护运动起到间接的促进作用。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组织在集体行动中采取的策略,其在本文中的应用体现在社会救济、网络宣传和庇护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政治机会结构对庇护运动的促进或限制取决于“支配性权力”(联邦政府、移民执法机关)的回应,动员手段既有非常规政治途径(如集会、游行示威、提供庇护所等),也有制度化的常规政治途径(如游说、法律诉讼等)。可以肯定的是,庇护运动的发展和式微取决于庇护行动者和政府两方的循环互构。此外,对于政治过程理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社会运动分析上的不足,本文庇护运动的案例可以作为对处理理论与案例关系上的一个补充。庇护运动中的框架建构主要是移民叙事的传播和话语符号的预设是否与受众产生共鸣。框架建构的三个维度包括让受众提供在中美洲受到残酷迫害的有力证词,有选择性地构建一个积极的叙事框架(如“受害者”“创伤”“家庭”“模范”等),以及促发庇护实践的人道主义动机和信念。虽然新庇护运动在叙事内容上力图回避公众的刻板印象,但由于历史遗产的影响和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在身份选择上仍具排他性,最终效果大打折扣。就运动的性质而言,1980年代的庇护运动是对严重边境危机的回应,运动人士运用一系列制度化手段取得成功;而新庇护运动从根本上是一个组织关系松散的倡议,过去留下的“运动遗产”在当下不再占据上风,运动人士采取同样的做法可能会促发更多的紧张情绪,不利于为面临驱逐出境的无证移民争取支持。尽管新庇护运动向无证移民提供援助,并在构建框架策略上有很大变化,但该运动的分散性、政治性、循环互构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联邦政府改革移民政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