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两大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一是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另一个就是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会计信息披露有着积极的作用,公司治理结构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保证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制约着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而会计信息披露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的高度透明,消除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公司治理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市场和有关法律法规。考虑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属于公司的自愿行为,信息披露透明度水平也更多地取决于上市公司自身的意愿,因此本文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信息透明度的关系研究。本文基于资本市场研究中公司治理结构和会计信息披露两大领域,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为五个部分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作为全文的背景介绍,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的背景、研究意义。由于中国股市的特殊历史原因,我国证券市场形成了“不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的市场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即股权分置。股权分置虽然在证券市场建立之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弊端,甚至一度成为完善和健全公司治理的制度桎梏。2005年5月我国开始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开始趋于合理化,并且逐步建立起了以《证券法》为主体,包括基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自律性规则四个层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范体系。虽然证监会等有关部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予以高度重视,但是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来看,现状仍不容乐观,总结这年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包括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披露真实性欠缺、信息披露不及时性三个方面,因此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信息透明度仍然是我国证券市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我国公司治理问题研究仍处于比较初步的探索阶段,因此结合公司治理结构与透明度关系问题研究对于提高市场透明度水平、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更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继而对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确立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在本研究中拟实现的突破和创新,并且在最后概述了本文的研究框架。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阐述并总结了国内外公司治理结构与透明度的研究成果。公司治理结构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一组联结并规范公司股东、董事会、经理人之间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广义的公司治理还包括公司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等。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是委托代理理论古典管家理论、现代管家理论、不完全合同理论以及近些年才兴起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的模式主要是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其中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又有一点区别。随着上市公司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投资者的保护意识以及规范资本市场的意识越来越强,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后,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将成为一个主流方向。关于公司透明度的研究目前仍未系统化,而且存在着一些缺陷,基本都是涉及的个别问题的独立考察,还没形成能够贯穿这一领域诸多分散的研究成果的理论主线。我国现有的透明度理论模型绝大部分是西方学者关于西方资本市场的研究成果,由于这些资本市场在市场发展阶段和微观结构上与我国证券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理论研究的成果往往并不适用于分析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情况。而关于我国上市公司透明度的实证研究目前才刚刚开始,还有大量的重要披露现象未经我国证券市场的数据证实,一些我国证券市场的独创性披露问题还未被揭示,一套完整的、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公司信息披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尚未建立。第三部分为实证研究设计,首先以国内外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研究假设,并确立研究所使用的回归模型。模型以信息透明度为因变量,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和监事会为自变量,其他财务绩效指标为控制变量。考虑到透明度具有动态性和相对性,为使研究更具说服力和客观性,本文对公司信息透明度的衡量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年度考评为依据,将公司信息透明度设定为分类变量进行研究,认为优秀和良好等级的公司信息透明度较高,而及格和不及格的公司信息透明度较低。同时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划分为:董事会、股权结构和监事会三个特征变量,其中董事会特征包括: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与董事会规模交互影响、两职兼任以及董事会会议频率五个变量;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国家股比例和流通比例三个变量;监事会以监事会规模作为变量;控制因素包括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三个财务绩效指标。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与分析,通过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系统以及Wind中国金融数据库,笔者选取了2004至2007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并符合标准的1484家样本公司,这些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均为按照新准则调整之后的数据。利用STATA 10软件,笔者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并对提出的八个基本假设进行了验证。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独立董事比例的交互影响、股权集中度与信息透明度成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会议频率、国家股比例与信息透明度负相关;董事会规模、流通股比例、监事会对公司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影响;两职兼任对于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具有积极影响;资产规模、负债水平和盈利能力等财务绩效对信息透明度具有一定影响。基本符合第三部分提出的假设,所以笔者认为所采用的研究模型得当、实证研究比较成功。第五部分为主要结论与启示,在全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笔者提出改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政策启示。信息披露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及降低代理问题的最有效途径,是公司治理的一种有效机制。信息披露机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信息披露的质量,即透明度。透明的信息披露有助于缓解经营者和股东、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代理问题。信息披露虚假和不透明不仅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也使上市公司损失惨重。通过第四章的实证分析,本文认为今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加信息透明度的重心仍将放在股权改革上。股权结构是公司股东权益设置的具体形态,也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在股权结构基础上形成的股权机制是主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我国的市场发育程度及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决定了股东监督对上市公司的重要性,因此,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合理化的目标应强调股权的适度集中,充分发挥股东对公司经营层的监督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有关防止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制度安排还远未完善,所以,股权又不能过分集中。回顾本文,笔者认为本文的研究比较成功,通过引进新的变量、引入新的模型,使得研究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达到了本文的研究预期。但是同时笔者也注意到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所使用的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方式是否具有代表性,数据的选择范围能否进一步扩大,以及自变量之间的交互影响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程度,这些不足之处也为以后笔者更深入地研究该课题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