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政治论诗学，既由于其理论自身的缺陷，也由于一度被简单化、庸俗化、机械化运用，而今已遭摒弃。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毫无关系，也不意味着就此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杰姆逊认为政治视角“构成一切阅读和解释的绝对视域”，真正要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是极其困难的。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政治色彩的女作家，一个浪来“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又被沉入海底”，命运起起落落、一波三折，独特的经历极大的影响了其显性层面的创作和隐性层面的心理意识，在现代文坛构筑了独特的“丁玲现象”。本文拟从政治文化角度解读“丁玲现象”，探索在政治的影响下，这位女作家多舛的命运，曲折的创作历程，以及掩盖在其创作与命运之中不屈的女性意识和丰厚的美学价值。 全文由引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 引论简述了在政治文化视角下丁玲研究界的现状以及本文的主旨。 正文分为三个部分，即政治文化视域下丁玲多舛的命运；不断追随主流意识的丁玲创作；政治制约下丁玲女性意识的嬗变。 第二部分：我们知道，无论作家主观意识如何，从根本上都不可能远离政治的影响，一定的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主要是通过营造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文学创作的，作家并非完全被动地为政治所塑造，作家政治意识的获得与自觉有一个过程，与作家自身的性格、心理、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封建家庭的束缚，包办婚姻所带来的心灵创伤引致了丁玲最初对社会的不满和批判意识。进步思想的灌输与不幸的人生经历使丁玲逐渐学习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社会变革促使丁玲政治意识进一步加强。来到延安以后，在紧张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丁玲确认了所选择的政治道路，主动地参与了各项政治生活。但随着政治规范日趋加强和僵化，作家在极力理解、追赶政治思潮的过程中却又常常处在矛盾之中。自觉的反思、漫长的政治迫害之后，作家终于作出自己的人生抉择，从而走向成熟。 第二部分：丁玲的创作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第一时期的创作既与五四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有关，而女主人公内心的失落、无聊、苦闷，又是独属于大革命时代的情绪。加入“左联”以后，丁玲创作风格、内容、题材的急剧转变典型地反映 了一定时期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从《在医院中》到《我 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对革命斗争生活的亲身体验使作 家的创作视野空前开阔，观察生活、分析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武将军” 的豪放气质与“文小姐”的细腻才思，融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但这些作品同时 号 为丁玲带来极大的灾难，“歌颂光明”的主流意识将丁玲带进《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丁玲的创作从此与主旋律紧密结合，可悲的是，即使到了政治文化宽松的 新时期，丁玲的创作还保留着过去时代的影子，政治的束缚彻底混灭了丁玲独特 的个性意识。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引入政治文化学对社会形态的三个划分模式， 即非整合模式、半整合模式、整合模式（丁玲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前两个模式）对 丁玲不同时期的创作进行分析，以期得到更为客观的评价。 第三部分：丁玲的作品既可以梳理出一条“政治”红线，也贯穿着作家对女 性命运的深沉关注和不懈思考，两个方面相结合的解读将丁玲研究带入一个更开 阔的领域。五四时期女性写作统属于“人”的解放的大主题，而丁玲一登上文坛 就“挂了头牌”，率先将自己的创作集中在对女性心理、情绪、欲望的表现上和 对女性命运的探索与追问上：三十年代，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丁玲笔下“不爱红装 爱武装”的女性群像，作家不断地强调女性生存与社会政治的不可分割性，同时 也在有意无意间淡化、放弃了独立的女性立场，导致了女性意识的“雄化”。延 安时期，丁玲的政治觉悟与女性意识之间的结合与抵触，却形成了一种张力，构 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独属于丁玲的“女性一公民”写作，陆萍、贞贞的形象余味悠 长，独具魁力。 络语：我们不能不承认，“政治”造就了丁玲，‘“政治”同样也剥夺了丁玲的－．创作生命。在政治空气空前自由的今天，我们从政治文化角度考察女作家丁玲的 命运i 创作、女性意识必会得出更加客观的评价，同时，这对于我们多角度地反 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颇有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