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理论中，对待性范畴指两个意义相对的范畴，如“大小”“阴阳”等，但是这种对立不是绝对对立，而是相互为济，相互补充的。“深”“浅”就是这样一对重要范畴。“深”与“浅”作为一对美学范畴很早就用于诗歌理论批评，而词学批评中“深”“浅”范畴的运用既有继承诗歌理论的方面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词的由浅入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实践方面。词起源于民间，一开始就作为“佐酒助欢”的工具，流布于秦楼楚馆的环境和当时人们对词的认识，决定了词的语言和内容大多倾向于浅显通俗。后经文人染指，基于文人自身的学养才识、胸襟怀抱，有意或无意地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叹、家国之感，从而上攀《风》《骚》，运用比兴寄托手法进行润饰、雕琢，词从民间的口头演唱经历了文人化、案头化的过程，在发展的中、后期渐以“深”为主导美学风尚。二是理论方面。词由开始作为“卑体”、“小道”的不被重视，在词人和批评家的关注下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后经清代词学的全面复兴，如张惠言等的比兴寄托说，谭献的“折中柔厚”说，陈廷焯的“沉郁温厚”说，况周颐的“重、拙、大”及王国维的“境界”说，最终奠定了词的“深”的美学范畴，同时也不偏废“浅”之艺术效果。“浅”主要指语言的浅显，意象的疏淡，内容的明白易晓，没有曲折隐晦的思想寄托；“深”既指语言、结构上的雕琢，意象的密集和繁复甚至用典的生僻，也指作品内涵的深沉寄托，情感的深隐曲折，意境的深远浑厚，甚而导致作品意蕴的艰深难解。在词学批评理论中，真正的佳作应是深浅合度，内容与形式高度和谐浑融，深不流于晦，浅不流于鄙；从审美接受上说，无论是浅显通畅之作，还是深婉缠绵之作，都应带给读者以韵远思深、回味无穷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