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如何形成的？我国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国内各族经过长期的文化与血缘融合，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具有原生主义色彩的解释给我们描绘了现代中华民族的族群历史基础，但是它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建构上所做出的努力。正是在这个主流观点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在讨论中共民族政策时常常将中共视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旁观者”。　　 与这个观点不同，本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建构上所做出的努力应当得到承认。因此，通过话语分析以及历史分析方法，本研究将细致考察1949年之前中共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话语变化的历史，进而尝试解释中共为何力图建构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对此问题的分析中，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的政治斗争被置于分析的核心。　　 在国共合作抗战过程中，中共一方面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分裂策略，从而与国民党一道共同承担起中华民族的“一体”建构任务。因此中共放弃了早期的民族自决与联邦制主张。但另一方面中共仍然是国民党政权的内部挑战者，并且地处西北少数族群聚居之地，中共需要采取尊重少数族群文化差异的优待政策，以便在与国民党政治斗争中获得他们的支持。这些优待政策使少数族群的文化差异被制度化与政治化，呈现出多元的结构。因此，中共在力图建构中华民族的“一体”同时，又试图建构其内部的“多元”，并以此批评国民党的民族同化政策。　　 因此本研究认为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多元一体”民族建构方案。这个方案很大程度上是中共与同本侵略者、国民党政治斗争的结果。在抗战期间中共将这种民族建构方案在陕甘宁边区付诸实践，建构“多元一体”的边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逐渐将这个方案运用到内蒙古、新疆以及全国，从而建构当前我们所说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通过对中共这段民族建构的政治斗争的历史分析，本研究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当前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并不完全是血缘、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近代中国政治精英民族建构的结果。第二，民族建构并不意味着政治精英任意创造，它不但受到族群文化的约束，也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　　 在这两个结论基础上，本研究试图实现两个学术研究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将“民族建构”带回我国中共民族政策研究领域。本研究认为中共以及其他中国政治精英的民族建构努力必须得到承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许多历史问题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也才能对那些从事中华民族建构的近代中国政治精英给以公平的评价。第二个目的是将政治斗争带回到民族建构的分析当中。无论是中华民族边界的确立、民族内部各族群的制度性关系，都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与制约。同过分析中共民族建构的个案，本文尝试为人们提供一种民族建构的政治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