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同光体”诗派，在整个中国传统诗学的历史发展中，位居链条的最末端，其诗学理论的性格是为整个诗学传统作总结，无论是调和唐宋，沟合诗与学方面，都有突出的表述。但是，五四新文学的迅速崛起，其理论中所内含的新文学的倾向却被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所掩埋、所遗忘。本课题所要研究的沈曾植及其诗学理论，同样也是被遗忘了， 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官至安徽护理巡抚。宣统二年辞官归里。清亡后以遗老居上海。生平事迹载于《清史稿》本传、宋慈抱《嘉兴沈曾植传》、谢凤孙《沈公墓志铭》、王蘧常《沈寐叟年谱》。沈曾植是近代杰出的学者，陈寅恪称为“近世通儒”，王国维称他是集有清三百年学术之大成且继往开来的学者(《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胡先骕《海日楼集跋》以为他是“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先生，未之或先也”。而且做为诗人，被陈衍等人尊称为“同光体之魁杰”，其诗被钱仲联先生推尊为近代“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典型代表，其诗学钱仲联先生称是“发千古之秘”(《梦苕庵诗话》)。他邃于旧学，于经、史、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书、画、乐律等，无不精通。且与当时闻人多有交游，举其著者，如与张之洞论新政，与李慈铭、李文田、洪钧等论西北地理，与杨文会、欧阳竟无论佛学，与王国维论音韵，与陈衍、陈三立、朱祖谋、张尔田论诗词等等。钱仲联先生在《论沈曾植的学术成就》一文中，从经学、史地、佛学及道教、文学、版本目录校雠、碑帖书画、刑律等方面，对沈氏的学思世界作了大致的勾勒，但多是引而不论、案而不说，因此很值得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而且，王国维认为沈氏言论颇精微，“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在近代学术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若学者有所取法，“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寿序》)。而且，对整个“同光体”及其具体诗人的研究，在近代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显得十分薄弱，甚至是忽略或者一笔带过。现有的国内外研究状况是，对诗人的具体研究尤其缺乏。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着对沈曾植的诗学作一论述。 论文分三章加以论述(第三章存目)。前两章是对沈曾植诗学的讨论，而第四章主要是考察“同光体”诗学的一般特征，是为沈曾植诗学提供一背景式、衬托式的讨论。 第一章是对沈曾植生平经历、学术范围与方法以及学术性格与思想史意义的介绍。在对沈曾植的一生作简要的概述中，着重突出他一生的主要事迹。对其学术范围的介绍，主要陈说他的经学、史学舆地与佛学三个方面的见解与卓识，并 说明他的治学风格与方法是究源委、观会通与虚实迭用、知类通达的融合.而其 学术性格与思想史意义，则根据对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的理解加 以阐说.认为沈曾植的学问内容及其变迁与递进，所表现出的讲求义理与用世就 是“汉宋兼采”的进路.在对清代学术继承的基础上，表现出由注重证据向注 重解释转移的倾向，并且在研究淦释中有浓厚的对生活时代的存在感受，透露出 对当前国事的忧伤、感叹以及对现实、未来的关念。 第二章是对沈曾植诗学的论说，由六节组成，分别以六个议题展开. 第一个议题是对沈曾植诗学渊源的介绍。在解说中，突出他与袁叔的诗学交 往，表明他们之间有相近的诗学路径，而且沈曾植十分欣赏袁起诗中所表现出的 玄理思致。在对袁艇、樊增祥、李慈铭关于唐宋诗争论的评论时，透露出沈曾植对宋诗的推重。由此而转入对沈曾植诗学、诗法所从出的秀水派的解说.秀水派诗人师法黄山谷，是以学入诗的典型，而沈曾植又把秀水派发挥到了新的高峰。值得特别表出的是，在以宗宋为主的“同光体”诗人中，沈曾植对近代诗人龚自珍的领会与接受，正是他的诗学思想之“不取一法，不坏一法”主张所含有的兼容并包性格的具体表现。 第二个议题是对沈曾植诗学“三关”说的分析。沈曾植诗学“三关”说，是在陈衍诗有“三元”说的基础上易“开元”为“元嘉”而成。这一变换，使原有的意蕴大变。本文尝试着从两个层面，即玄理与义理层面加以论说。在玄理层面，沈曾植着重论说通元嘉一关的方法，纠正了刘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之说的片面，从玄、佛之学对诗风影响的角度来阐说支、谢二诗相续的关系，二人都是秉其所学以入山水景色中，情与景与理的结合，在通神会性中发挥了诗在理致情思上的表现功用。这一见解说明了诗风的转变也缘于玄风(学风)的转变。有见于此，沈曾植更把诗人之学扩之到对儒学、理学与佛学等学理都要有深入的研究和所得。在论说中，更重要的是沈曾植对诗之三要素“意、笔、色”的诊释。他借助佛教天台宗之“三谛”与唯识宗之法相“三性”的理论思维，深入阐发了这三要素的关系，说明意、笔、色各自内涵在具体诗篇中是融洽统一、不相妨碍而又统体含摄。这是对新诗境如何营造的全新说明。在义理层面，沈曾植对杜韩一系诗人诗作的解说，表明他们都有从儒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