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城乡二元格局的松动,形成了一次巨大的人口大迁移——乡下人进城。他不再是简单的人口流动,而是承载了许多体制的悖论、文化的对立等因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文学对“乡下人进城”母题的关注随时代现实之波风起云涌。　　现代城市被誉为物质和精神的高地。“仰望城市”成为乡下人一种不自觉的姿态,带着不可抑制的自卑感向城求生,但是,在错位的环境下,进城乡下人却与“沉重的肉身之痛”、“死亡的鬼魅之影”以及“扭曲的人性悲歌”狭路相逢;“过客”心理更是挥散不去,只能用“诗性家园”的方式在“苦味”中“回甘”。　　向城挺进的过程中,“知识进城”和“婚姻模式”是主流的身份重塑方式,然而文化差异的冲撞致使重塑身份之后的乡下人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自我认同。另一方面,较之上一辈注重获取体制的户口身份,新一代进城乡下人更注重从行为模仿、生活方式等趋近城市,自我建构城市身份,但是缺乏体制这一社会形式认可的他们在城市仍然遭遇无处不在的尴尬。在这一境遇下,一部分进城乡下人转身返乡,但是故乡的破败、乡土文明的偏狭、城市的生活经验等种种因素,切断了他们的返乡之路。在城在乡进城乡下人都难以找到归属感,无处安放的身份造就了他们“在路上”的身份认同现状。　　关于身份认同的文学书写主要有两种倾向,第一种是苦难叙述,彰显了城乡关系的紧张,占据了绝大部分“乡下人进城”叙述文本,另一种是心灵书写,作家借用转注心灵之法,试图跨越城乡两地视野,跳离身份认同焦虑的牵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本人认为心灵书写会更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