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命选择之一,也是文化史上研究的一个母题。同先秦战乱纷争、百家争鸣时代不同的是,随着西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知识分子在自身生命价值的追寻以及精神世界上感受到了明显的压力,相应的,他们在隐逸动机、心态上也随之变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追求精神独立的士人们陷入了价值困境,在理想追求、生存原则等方面不断地妥协与适应,在文学作品中,这种困境得到充分的展现。本文首先对于西汉士人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和所继承的隐逸思想资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就外在因素来讲,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形成,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以及集权力量的不断强化,士人们感受到强大的精神压力,实现自身的社会理想和个人价值发生冲突,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其中的一部分失意者选择隐逸的方式,来保持内心的平和。从学术资源来看,先秦时期以儒道两家为主体的隐逸思想在西汉士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同前辈们的主动求“道”不同,他们的隐逸更多是一种失落之后的无奈之举;其次,对西汉隐逸者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无论是从隐逸方式还是隐逸过程均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这种现象足以表明了他们在优游平和的外表之下内心世界中的种种不平衡,甚至于人格的扭曲分裂;最后对西汉时期隐逸文学中的文化特征、作品主题和表现方式进行了探讨,结合作者本人的人生际遇,努力寻找隐逸文学背后的精神世界。本文认为,西汉的隐逸思想和隐逸文学,继承了先秦时期丰富的思想资源,但在大一统的文化专制之下,也形成了儒道夹杂而又彼此冲突的精神气质,在其文学作品中体现出因为内心世界的艰难挣扎而导致的失衡状态,从而形成了文化的含混性。这种含混性体现了这个时代乃至贯穿历史的逸民们共有的某种精神倾向,对此后的东汉乃至魏晋隐逸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