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78年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堪称“中国的奇迹”(林毅夫、蔡<日方>和李周，2002)。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从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的经济实体。然而，转轨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理论界还未得到足够重视。目前，个案的研究较多，大样本的经验证据还很缺乏(黄德尊，2001)。张军(2004)指出，对转型过程的理论准备和现有的经济学知识还根本不足以让我们弄明白如何才能顺利地完成从无效率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向有效率的分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为此，本文对我国经济转轨下企业的边界问题进行了考察。 企业的经营边界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问题。中国经济转轨的实际为我们从环境制度的角度考察企业的经营边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产权、政府和寻租等制度因素会影响契约签订的难易，进而会改变市场交易的成本与企业组织成本的对比关系，最终对企业的经营边界产生作用。而且，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的分权改革，导致地区之间的发展互不平衡，也为我们研究制度环境与企业经营边界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利用地区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分离出一些影响企业边界的制度因素，同时避免了大样本跨国研究的不足。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企业的经营边界：垂直整合、多元化经营与业务互补。利用2001～2003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造有效的衡量指标，我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企业垂直整合、多元化经营与业务互补的动因和绩效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 一、传统上，不确定性、地区交通发达程度和资产专用性等，对企业的垂直整合具有解释能力。但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产权保护、政府监管和政府服务是企业垂直整合的更重要因素。当法律对产权的保护较弱时，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变得困难，市场交易的成本增加；政府管制的存在，使得企业无法通过自由竞价机制获得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交易的不缺定性和成本提高，尤其是政府管制的极端形式一一配给制下，交易的成本变得无限大；最后，政府服务质量的降低，导致市场规模的缩小，也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因此，当产权保护较弱，政府管制严重和服务质量较差时，企业会进行垂直整合，将更多的市场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进一步的，我们发现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企业垂直整合，提高了公司的经营业绩。二、针对中国经济转轨的实际，我们提出了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寻租动因解释。当产权保护较弱时，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不愿投入大量研发费用，进行产品的更新或技术的改造，制约了公司主业发展的潜力。同时，因为转型经济下，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很普遍，手中仍拥有很大的权力。因此，若能获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可以维持垄断性地位，获取高额的“租金”。由此，企业不会安心于经营自己的主业，而是积极地向政府寻租。企业寻租的一个后果是，政府有什么资源，企业经营什么，业务逐渐增多。当然，要想得到政府的“帮助”并不容易，只有那些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才能方便地向政府寻租。而且，我们发现，寻租动机下的多元化经营并没有降低公司的业绩，相反有时甚至提高了公司的市场价值。 三、最后，企业经营业务的互补也同样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首先，当产权保护较弱时，由于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困难，市场交易变得不经济，企业获取原料和销售产品的成本增加。此时，企业会经营一些有着共同原料采购市场或产品销售市场的行业，以实现成本的分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其次，国有经济的垄断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业务的互补。由于国有经济的自身缺陷，决定了生产的低效率，其低劣的产品服务质量，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成本。因此，企业产生了业务互补的动机，将一些互补的业务转移到企业内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我们发现，尽管业务的互补扩大了企业的业务规模，可能增加内部的组织生产成本，但由于显著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最终提升了公司绩效。 本文从产权、政府和寻租等角度考察企业的经营边界，拓宽了现代企业理论的研究范畴，深化了企业行为的研究方向，从更基本层面对企业的经营边界进行讨论，加深了我们对转轨经济下企业边界决定的认识。企业垂直整合和业务互补衡量方法的创新，也解决了令人困扰的企业经营边界的计量问题，使大样本的经验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关于多元化经营动机的研究，也明晰了转轨经济下新兴市场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原因。最后，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也有所借鉴。今后的改革，应切实加强对产权的保护，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干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