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期的国内市场环境复杂多变,产品召回事件层出不穷,在社交媒体时代愈演愈烈,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对企业管理、政府监管以及消费者安全提出重大挑战,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当产品召回发生时,企业会对消费者购买的缺陷产品提供补救措施,这些措施关乎着消费者的利益,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声誉以及召回的有效性。然而,在现实召回中,拥有不同召回经验的企业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有所差异,经验丰富的企业往往更倾向于提供部分补救,而采取全面补救措施的意愿较低。换言之,召回经验是否对企业补救决策产生影响,二者之间是否具有潜在的联系?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此外,不同的召回情境以及不同的CEO特征,也会影响补救措施的提供。既往研究大多关注后续补救的影响结果,对其前因变量缺乏深入的探究。因此,产品召回危机情境下企业补救决策的驱动因素值得加以探讨。本研究遵循企业行为理论的基本逻辑,突破以往研究重点关注企业危机后补救行为的静态视域局限,构建了召回补救行为内外驱动因素相结合的整体框架模型,旨在揭开危机时刻补救决策机制的黑箱。本文以国内汽车行业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了2008-2019年间国内26家整车上市公司发布的180个召回公告,运用二分类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召回经验对补救决策的影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CEO特征与召回公告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召回经验对全面补救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企业的召回经验越丰富,提供全面补救措施的可能性越低。（2）外部驱动因素召回公告调节了召回经验与全面补救之间的负向关系。具体的说,召回严重程度负向调节了二者的关系,即召回严重程度越高,召回经验对全面补救的负向作用越弱;召回数量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3）内部驱动因素CEO特征调节了召回经验与全面补救之间的负向关系。首先,CEO任期对召回经验与全面补救之间有着负向调节作用;其次,CEO股权激励也负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本文以汽车行业产品召回为研究背景,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将企业补救决策的内外驱动因素纳入一个整体框架,重点探索了召回经验对后续补救行为的影响作用,并证实了召回公告以及CEO特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这不仅深化了产品召回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时在实践上给予企业、消费者以及政府机构一定的启示意义。最后,本文总结了研究的不足并提出展望,希望为召回管理和未来研究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