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制度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经历了 50余年的发展、繁荣直至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劳教时代”,劳动教养制度弥补了我国《刑法》定量因素造成的结构性缺损和治安管理处罚制裁不足的问题,是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现象,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有力手段。由于制度本身法律地位的缺失,及非司法性引发的行政权膨胀的现实,劳动教养制度废止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进入“后劳教时代”,急需构建新的制度弥补我国刑罚与治安管理处罚之间的断层,将原本由劳动教养制度规制的严重违法行为和轻微犯罪行为进行合理化分流,按照国外刑罚的二元制裁体系,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轻罪制度和保安处分制度。并通过提高监禁刑的门槛,增加前科消灭制度、完善刑事诉讼中轻刑犯罪速裁程序等来应对犯罪圈扩大后面临的制度问题;对未成年人及精神病人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常习性违法犯罪、癖瘾禁戒等纳入保安处分制度规制。最终目标是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前提下,体现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内涵,合理地分配国家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实现后劳教时代里国家对社会的法治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