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思想是孔子、孟子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孟的哲学思考总是与其德治思想相联系。孔孟哲学是最富有中国哲学特点的政治伦理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辞典中，儒家尤其是孔孟的德治学说无疑是其中最具丰富性与统摄性的一个词条。作为一种积极的治国方略，孔孟德治思想自诞生伊始就与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圆融契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庞大机体能够自春秋战国以降一直以一种超稳定性的姿态延续两千余年，孔孟的德治至少在意识形态因素的构建环节上发挥了最大的功能。 儒家德治思想形成规模于孔孟时代，然而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胚胎却可最早追溯到尧、舜、禹三王时代(“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孔孟德治思想的形成既与以往社会的主流思想影响密不可分，又与现实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发展要求紧密相联，因而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这其中，血缘家长制传统的承传发展为孔孟德治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社会文化土壤；汤武革命的成功为孔孟德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刻启示；而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又成为孔孟德治思想形成的直接刺激因素。 孔孟的德治学说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天道观、人性“相近”“习远”及人性本善的思想基础上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传统与思维模式为孔孟德治学说奠定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理论基点；人类道德品级的分判为其现实展开提供了可能；而人性理论又为德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逻辑起点。孔孟德治思想以孔了“为政以德”的德治丰张与孟子“以德服人”的“仁政”学说为主要内容，涵盖了道德教化、正身以行、民贵君轻、制民之产以及尊贤重教等基本命题。尤其是德治思想的民本主张与仁政学说，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内核，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但是，“德治延伸出人治”的命题也反映出孔孟德治思想自产生伊始就不可避免的具有了内在的缺失。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扎根于新的社会文化土壤，扬弃孔孟德治思想传统中已经失去历史合理性的价值观念，深入挖掘孔孟德治思想对当今社会人事制度与公民道德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的积极借鉴意义，致力于构建新型的社会形态，是我们所应该积极面对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