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日本都是以学习中国文化来发展自己，然而，时至近代这种状况却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西学东渐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抵挡的潮流，西方一些近现代的思想、观念、体系、方法等逐渐东传，新的术语、概念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日两国旧有的文化体制带来巨大的冲击。然而，近代日本却能积极应对，在吸取西方文化来发展本土资源方面为中国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可以说，近代日本对于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输入和传播起到了桥梁作用。具体而言，“文艺学”作为其中的一个新术语，它不是中国本土与生俱来的词汇，而是从日本移植过来并逐渐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定格。从这一层面来讲，中国现代“文艺学”概念可以说是一个舶来品，是中西文化融合的“混血儿”，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大致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轨迹：古代文论——文学研究——文学概论——文艺学。在内外机制的相互作用下，“文艺学”这一概念经历了由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到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嬗变历程。随着这样的演变和转型，“文艺学”一词自身也经历了从普通术语——概念范畴——学术话语——学科名称的历史的逻辑的演绎。所以，中国文艺学界对西方知识的感知和捕捉，主要是得益于日本这个“中转站”。当我们勾画中国“文艺学”这一概念的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它遵循着“西方——日本——中国”这样一种特殊模式。总而言之，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思想的“中间人”对于中国现代“文艺学”概念及现代文艺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和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