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年维也纳之战,是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自1453年建立的奥斯曼国家在欧亚非大陆的征战可谓是无人能敌。维也纳之战的失败,预示着曾经的近东霸主奥斯曼帝国的衰败。随着18世纪后期沙俄不断向南推进,与奥斯曼帝国产生武装纠纷,暴露了奥斯曼军事的颓败。大国对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跃跃欲试,怎么瓜分奥斯曼帝国及其近东属地,即“东方问题”应运而生。1516年,在第九任素丹赛利姆一世的带领下,奥斯曼军队东征埃及,1517年沦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不论是从战略位置,还是从内部税收来看,埃及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是“东方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率先开展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英国虽然建立了大量海外殖民地,自称“日不落帝国”,但对非洲北部这块领土并没有投以很大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在前往东方的道路上,英国主要依靠大西洋航线,经由地中海的潜在道路并没有引起英国的重视。直到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后,英国意识到埃及在英国近东战略中的重要性,以及对维持英印帝国的作用,甚至对英国整个殖民体系的影响。英法撤军后,默罕默德·阿里获得了对埃及的统治权。阿里的近代化改革推动了埃及对外扩张的步伐,通过第一次土埃战争占领了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大部分黎凡特地区。战后,俄国趁机迫使战败的奥斯曼政府签订了俄土同盟条约,获得了自由出入两海峡的权利。俄土同盟引起了英国朝政一片哗然,如何破坏俄土同盟成为英国的战略重点。1838年阿里试图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但阿里的野心遭到了同样强硬的帕默斯顿和英国政府的反对。在1839-1841年的近东危机中,英国围绕维护奥斯曼帝国完整的近东战略目标展开了主要三方面举措。第一,将埃及限制在非洲东北部,阻止埃及崛起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第二,阻挡法国想要维护埃及,在北非站稳阵脚,进而控制由近东地区前往东方道路的战略构想。第三,终止俄土同盟,结束沙俄在两海峡的战略优势。1839年6月,第二次土埃战争爆发。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想要发挥欧洲协调机制的作用,召开会议解决土埃问题。几大国的矛盾集中在会议召开的地点以及处理阿里的举措上。在战争爆发后,维也纳体系的构建者梅特涅立马提出在维也纳举行针对土埃问题的会议,但最后由于俄国的反对,“维也纳会议”这一计划遭到搁浅。帕默斯顿牢牢抓住了机会,将会议移步伦敦举行,得到了除法国外的欧洲大国的支持。法国与其他国家争论的焦点在如何处置埃及统治者上。法国反对对阿里的强制性措施,极力维护与埃及的关系。法国政府不同意将本属埃及的叙利亚等地区重新划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也拒绝埃及将军舰交还给奥斯曼帝国。这样,一次没有法国参与的伦敦会议举行了,四国背着法国签署了伦敦条约。伦敦条约让埃及回到了奥斯曼帝国藩属国的位置,侵占的叙利亚领土也归还给奥斯曼帝国。1840年伦敦条约是英国主导东方问题的一次重要成果,英国在近东地区的战略更加明确,英国政府开始左右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经济。但1840年伦敦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土埃问题的解决。在法国的支持下,阿里拒绝了条约的签订,法国与四大国的关系也剑拔弩张。为了让阿里签署条约,四国采取了联合军事行动,在英国军队兵临城下之前,阿里最终签署了伦敦条约。与此同时,面对法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梯也尔的战争威胁,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并不甘示弱。但梯也尔的主战思想并没有得到法王的支持,最终下台。在梅特涅的斡旋下,1841年法国回到了欧洲协调中,与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签订了《海峡公约》,重新确立了两海峡关闭的古老原则。总的来说,在1839-1841年的近东危机中,英国达到了其维护奥斯曼帝国完整的目的。不仅扼杀了阿里的帝国美梦,还让埃及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同时,在近东地区,俄国也取代了法国成为英国最大的对手。两次条约的签订虽然暂时避免了战争的继续蔓延,但俄国依然对这块区域虎视眈眈,1839-1841年近东危机的处理结果也埋下了战争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