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顷堂书目》是明代的代表性书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千顷堂书目》不仅吸取了以往目录学的经验,继承了明代以前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在内容、体例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是研究明代图书及作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然而,这部书目在成书的过程、书目的性质及其与《明史·艺文志》的关系等方面,学术界还存在着很多争议,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为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并更好地使用《千顷堂书目》,本文在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国目录学史等多维视角下,通过对该书目著录图书的范围、收录的标准以及与千顷堂藏书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问题的探讨,就《千顷堂书目》著录图书的内容及体例、《千顷堂书目》未收之明人著述、《千顷堂书目》重复著录和错误著录、与《明史·艺文志》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具体而言,本文重点论述如下内容:首先,从黄氏父子的治学特点分析黄氏收书及藏书情况,探讨黄氏千顷堂藏书的内容和特色。通过黄氏父子印章、千顷堂印章、相关史料记载辑得明确为千顷堂藏书之图书。将《千顷堂书目》与所辑图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千顷堂藏书与《千顷堂书目》的关系。认为《千顷堂书目》依托于千顷堂藏书,但仅选取了部分著录,选取的标准主要是基于著作的年代,即时间标准。另一方面,《千顷堂书目》又不局限于千顷堂藏书,还参阅、抄录了其他书目和史料记载的图书。其次,从著录范围入手,对《千顷堂书目》性质方面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本文不仅将《千顷堂书目》与千顷堂藏书进行了比较分析,而且还将《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的明人著作与《红雨楼书目》和《百川书志》等明代书目的相应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千顷堂书目》存在大量“见而未录”的现象;对“私家藏书目录”、“史志目录”、“知见性书目”等观点产生的背景及缘由进行了分析;从目录学史的角度,提出基于“藏书”的目录学分类体系,有效补充基于“编纂者”分类体系之不足,从而更好地进行书目的界定和划分,明确《千顷堂书目》为明代著述总目附载宋咸淳后及辽金元著述目录。第三,《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本文在详细梳理前人观点及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史料和书目内容两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在史料方面,笔者通过系统考察相关史料记载,将黄虞稷入明史馆编纂时间由张明华等认为的十年之久缩短至三五年,推定其入史馆前应有相应底本。在书目内容方面,通过书目内容的比较和实证研究,提出了后出者校正前者错误著录的考证思路和方法。具体而言,《千顷堂书目》中重复著录和错误著录于后出之《明史艺文志稿》中得以校正,从而得出《千顷堂书目》为黄虞稷入史馆前所作,是修《明史艺文志稿》的底本。今所见《千顷堂书目》已非最初版本,而是后人增补后的本子。第四,学界多认为传录体例勃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几无采用。笔者对《千顷堂书目》中作者小传著录的数量和内容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并与魏晋南北朝以来传录体目录进行了比较,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次明确提出了《千顷堂书目》远绍王俭《七志》,著录体例为传录体。此外,笔者还对传录体在唐代、元代、明代的延续使用情况进行了分析论证,将传录体的延续使用考订至明代。总之,《千顷堂书目》是明代极具特色的一部书目。该书目虽以黄虞稷藏书楼命名,实非私家藏书目录,而是采用断代著录的方式纪明代之著述,并兼补宋咸淳后及辽金元之著述,其性质应为明代著述总目附载宋咸淳后及辽金元著述目录。在著录体例上,《千顷堂书目》远绍《七志》再次将传录体例应用于综合性书目。同时,《千顷堂书目》还是俞邰修《明史艺文志稿》的蓝本,与明代史志艺文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目录学、史学和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