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银行业面临的风险种类越来越复杂、风险水平越来越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资本作为商业银行抵御风险、创造价值的重要资源,其配置效率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也全面向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转移。国际银行业监管机构一贯重视资本作为银行风险缓冲系统的核心作用。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协议提出了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要求,形成了以信用风险为核心的资本约束体系,强调用资本来缓冲风险损失,这标志着资本约束与资本管理的思想将成为国际银行业新的价值坐标。1996年,巴塞尔资本协议修订案进一步提出了对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而到了2004年6月,代表国际银行业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要求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经过多次修改之后正式发布。新资本协议提出了以资本约束、市场约束和外部监管为三大支柱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并将操作风险正式纳入资本要求的范畴。新资本协议的目标是要使资本金的分配对银行风险的更加敏感,并促使这样的风险敏感性更加有效,从而达到商业银行更加全面、更加有效的风险管理目标。在新巴塞尔协议的框架下,银行风险管理理念以增进股东价值为导向,在精确风险度量的基础上,优化风险配置。即以风险计量作为风险管理的基础,风险优化作为风险管理的核心,而资本作为抵御和消化风险的主要机制,自然成为了风险管理的关键。经济资本是银行风险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连接风险计量和风险优化的桥梁。借助于经济资本,银行风险管理部门可以获得一项业务大致风险程度的信息,并以此来评估该项风险对股东价值的影响,进而在有限的银行资本的约束下,通过对经济资本的配置,达到风险优化与平衡,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济资本正逐步演变为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主要关注点。我国银行业正面临着全面的对外开放,这就意味着我国银行业将不得不接受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冲击,面临全方位的国际竞争,接受空前的挑战。但同时,我国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由于长期处于国家信誉的保护和不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之下,风险意识薄弱,缺乏及时准确的风险计量评价体系以及相应的资本配置管理机制,而长期的粗放型的信贷增长模式导致了“资本饥渴”的广泛存在和高额的不良资产,不断在银行系统积累了巨大的风险,加之我国公司和银行破产制度和程序、法律和诉讼体系、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体系、会计体系、数据库、公司治理结构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我国接受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为了对过渡期和转型期的中国银行业提出适当的监管要求,2004年2月,中国银监会正式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该规定提出在过渡期结束时(2007年1月1日),绝大多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该达到或超过8%,同时鼓励大银行开发内部评级体系,当条件成熟时采取内部评级法进行资本监管。这表明,中国银行业监管也正积极向国际银行监管标准看齐,并努力缩小同国际标准的差距。可以预见,资本监管将成为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也将迫使国内银行尽快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尽可能在银行风险和资本的约束下,实现资本的高效配置,努力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因此,在资本约束条件下,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本,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上支实现银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摆在我国商业银行管理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本文在引入经济资本的基本概念及其界定,经济资本计量方法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商业银行加强经济资本配置的必要性,并介绍了经济资本配置的几个主要方法。并进一步使用RAROC指标对我国四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考察,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改进的建议。本文的重点在于提出了使用内部资本市场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的分配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各个分离的业务部门可以交易他们所需的经济资本,所对应的资本成本是由业务的边际风险贡献给定的。由于各个不同部门之间业务的相互联系,一个部门的行动会影响到其他部门的资本要求。本文研究了经济资本的内部市场和这个市场的均衡。并且由于不对称信息条件,这个均衡不是最优的。为了改进这一均衡,本文对业务部门经理的偿付函数进行了修正,并通过多期的反复配置,在极限条件下得到最优的资本配置,从而使股东价值最大化。最后,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配置和管理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