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投资成为政府、企业(或其它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投资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教育产品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准公共产品：既能给社会和他人带来利益，又能为投资者个人在未来获得更高的收益。由此，政府在这一投资活动中的地位也比较突出：首先，政府是教育投资最重要的投资者。在基础(义务)教育阶段，由于教育的社会效益非常大，是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基础，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都承担了这一阶段教育投资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费用。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中、高等教育阶段，虽然这一阶段个人投资收益非常明显，但仍然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因此政府财政仍得承担相当一部分的教育费用。其次，政府是非政府教育投资主体教育投资的调控者。从对个人教育投资调控来看，政府可以通过规定个人承担教育费用的比例——通过规定学费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个人的教育投资数量和结构，也可以通过相关的其它财政政策手段，如教育贷款、教育储蓄利息税减免等等措施间接地影响个人教育投资。从对民间教育投资的调控来看，政府通过对其实行税收减免、财政扶植(教育税减免、教育凭证制度等等)，调节民间教育投资的营利，以此来影响其对教育的投资。 从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总量上来看。从纵向上，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呈飞速增长态势。但从横向上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相对比重都远远低于后几个指标。但从公共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总额来看，却基本上与国际水平持平。鉴于以上情况，我们认为，从政府教育投资来看，增加政府教育支出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而不是仅靠提高教育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从非政府教育支出来看，应加大力度吸引非政府教育资金特别是民间教育资金的进入。另外，学校特别是中、高等学校应进一步面向市场，利用自身的人才科技优势，提高自身事业收入水平。 从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经费结构来看。在教育经费来源的构成中，财政性教育经费特别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所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比重占绝对主导地位，虽然近年来随着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事业收入特别是学费收入所占比重开始有所上升，但社会团体和公民办学的教育经费所占的比重仍然过小。从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来看，地区结构表现为：教育经费集中在发达地区和拥有文化历史名城的少数几个省份，其它地区所占的比重过小；学校级次结构表现为：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相比，高、中等教育人均教育经费所占的比重过大，而基础教育所占的比重过轻。因此，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加大民间教育投入力度；通过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缓解教育经费在地区分布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大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等等。 从制度层面上来看。由于受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我国教育管理制度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足之处，我们利用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终极委托人的地位虚置，缺乏对各级委托人、代理人激励机制。我们的建议是：重塑纳税人(受教育者本人或其家长)的终极委托人地位，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社区管理制以及政府奖励工资制，构建各级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激励机制。 从政府对民间教育投资的调控来看。我们首先借助于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发展民间教育对于改善社会福利的必要性。其次，我们介绍了国外政府对民办教育的态度以及政策举措，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目前发展民办教育中尚存在的问题：性质界定不清、规模偏小等等。我们提出的建议是：科学地划分民办教育的营利性质，在此基础上给予不同的财政政策：对于营利性民办学校不仅不给优惠，而且应当像工商企业一样予以纳税；对于微利性民办学校给予较大税收优惠；对于纯公益性民办学校，政府不仅应给予税收减兔，还要在财政支出上予以适当的资助。另外，还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教育凭证制度以及教育税减兔制度间接地扶植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政府对个人教育投资的调控来看。从理论上，我们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教育投资的行为；从社会角度入手，构建了个人教育投资对于改善社会福利和缓解过度的教育需求的模型。从实践上，我们分析了我国目前教育收费＿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一是确定学费的标准应考虑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经济承受能力、学校培养成本、学校差别以及个人收益程度。二是规范各项收费制度，整顿收费秩序。三是调整收费结构，逐步降低基本教育收费，适当增加其它教育收费支出。四是进一步改进助学贷款制度。五是完善其它相关各项配套措施，如奖学金制度、教育储蓄制度等等。 教育投资的效率问题。在分析完政府对各教育投资主体的调控之后，我们构建了评价各投资主体的教育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政府教育投资指标体系有生均各教育经费指标体系、教育基建投资效率指标体系、教育投资结果相关指标体系；学校教育投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除了以上列举的政府教育指标体系微观化外，我们还提出了品德操行合格率、体锻达标合格率、毕结业学生升学